历史在这里转弯（第2/4页）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13为“不征之国”。由此确立的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的中央政权成为一元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明朝时期，无论是朝贡国的数量、地域分布，还是朝贡的频繁程度，都远远超过前朝，并相应建立起一套与天朝观念相关的完整规范和制度。

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下西洋航行路线图

天朝上国，是中国任何一代皇帝都想要追求的一种自尊与自大，也能使中国人找到国家荣誉感。梁武帝萧衍时期，朝贡往来兴旺，“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14梁书》的作者姚思廉对此满怀赞誉，“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15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才立国不久，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接连派两批使节诏谕各国，前来朝贡，“以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们，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前往谕，咸使闻知。”161416年（永乐十四年），在柯枝国17来贡时，明成祖朱棣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18

其实，天朝制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作为中国处理邻邦国际关系的一种原则，它强调的是天朝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保护义务，藩属国要向中国“称藩纳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称藩纳贡”本来应该是一种让朝贡国感觉到负担而让中国得到实惠的制度要求，但是有趣的是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这归因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不但不是朝贡国的负担，反而成为中国的负担。因此，在现实中，有时中国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不得不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

有鉴于此，有人指责天朝体系和天朝观念是“图虚名而招实祸”，中国为了实现自己天朝上国的虚名不得不担负保护藩属国的义务，这使得本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单方强制义务关系，所以即使是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还得出兵援助朝鲜、越南。

源自华夏先民的群体优越感，在不断受到中国大一统思想、王道思想、中庸之道、和为贵等中国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天朝观念，在每一个统治者甚至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固定认识。虽然天朝体制是一个让中国单方面承受压力与负担的不对等关系，但是每一朝代，每一君主都热衷于获得周边各国对自己“上国”地位的承认，即使是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也在尽力寻求“天朝尊严”。

但是，有的统治者却忘记了天朝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强大的军事实力，缺此基础，天朝不再。

最后的余威

在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之后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官员一以贯之地早起去紫禁城上他的早朝，中国农民一以贯之地用着两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农具去耕地、除草，但是世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了，掌权了，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取代手工作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在国内棉纺织业生产过剩的压力下，英国对中国市场的需要更加迫切。但是在英国人眼中，中国的公行制度19、限关政策和关税定额等方面大大限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他们打算向中国派遣使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

1792年9月，马戛尔尼带着他的诚意出访中国，“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20

为了打开中国商业的大门，马戛尔尼带了一个庞大的使团，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将近七百人。并且精挑细选了大量“显示与英国通商会给中国带来莫大好处”的礼物：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天球仪、分枝吊灯、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弗雷泽天文仪、军舰模型、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卡宾枪、连发枪、步枪……还有一个“放了气的热气球”21。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九个月之后，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一艘有六十门炮的“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准备前往觐见中国皇帝——乾隆。

马戛尔尼此来中国主要是为扩展贸易，商讨多口通商，要求：可到宁波、珠山（今舟山）、天津、广东等地方贸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等等。

但是1793年当马戛尔尼来到天津后，却被中国政府官员不分青红皂白插上了“英吉利贡使”的旗帜，在进献乾隆的礼品清单上，“礼物”也改成了“贡物”。

有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足以显示天朝的龙威，乾隆很高兴。

阴历八月十三，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乾隆八十三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单腿下跪”行礼22。

觐见完毕，吃饭看戏。乾隆“又将自己桌子上的几道菜”赐予了马戛尔尼一行，还“亲手”给他们“每个人斟了一杯温酒”，后来又托马戛尔尼带给英国国王“一箱珠宝”和“一本皇帝亲手撰写，夹有皇帝绣像的小书”23，以示友谊，但是绝不面谈“通商”“谈判”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