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得罪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给他一个定义很难，通常我们是指使用脑力劳动的一群人。马克思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探讨这一哲学问题，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历史的发展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将不能进行，对于革命同样是这样。

回顾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有两次是农民起义成功而建立新王朝的，一是汉朝，一是明朝。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原是沛县泗水亭的亭长，文不出众，武不惊人。沛县起兵时，身边仅有350人。经过三年征战，一直打到咸阳，灭了秦王朝，兵力发展到十万，号称二十万，紧接着是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有万夫之勇，是一员猛将，且占有梁楚九郡，拥有精兵五十万，号称一百万。而此时的刘邦被封为汉王，仅占有巴、蜀、汉中小块土地，在如此劣势情况下，经过四年的反复较量，刘邦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垓下一战最后消灭了项羽的有生力量，项羽不得不在乌江自刎。

刘邦是不屑读书的，项羽也是读书不成，去学剑。但是楚汉之争，关键还是在于知识分子的较量，主要是谋士集团的力量对比。数数刘邦身边，杰出的谋士有：郦食其、陈恢、张良、萧何、陈平、辕生、陆贾等，都是早年爱读书、有大志、深明韬略、足智多谋之人，而刘邦对他们也能知人善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在秦末军阀争雄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胜过千军万马。而在建国之后，则更需要依靠知识分子完成对国家的治理，连定朝仪这样的事，刘邦也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

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倚重，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朱元璋让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让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面对谦虚、热情、耐心、豪爽而又推心置腹的朱元璋，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使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方孝孺曾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144

开国之后，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嘱咐使臣：“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而对于“被征不仕”者，如江西贵溪的夏伯启、苏州的姚润、王谟等，“皆诛而籍其家”。为了使知识分子尽为其用，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45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

太平天国的失败是注定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革命。

的确，相对于刘邦和朱元璋，太平天国中确实极难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从广西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兄弟们，大多不识字。

杨秀清：“世代以种山、烧炭为业”，“从小种山烧灰，未曾上学，识字不多”；

萧朝贵：“幼时家境贫寒，无钱念书，不识多少字”，各处打工以开荒烧炭维持生计；

韦昌辉：虽出身“富厚之家”，“颇知文义”，但同样也是在县试中就名落孙山。

林凤祥：北伐主将，小时就是一个管教不严而放荡不羁的孩子，后曾“混迹江湖”，“设肆卖卜”；

胡以晃：五虎上将之一，出身富户，读书不成，学习武艺，得进武学，成了一员武秀才，说到底也是一个粗人；

秦日纲：天官丞相，幼时家境赤贫，所以自幼与人做工，加入拜上帝教时只是一名矿工或乡勇；

李秀成：自幼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于是种山帮工就食，十岁之上，“俱自与父母寻食度日”的苦难生活也不可能使他有多少文化。

太平天国将领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有两个半人，一是“才智特出而为太平天国第一谋臣”的冯云山，“自幼诵读经史，博览群书”，“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历法无不精通”，可惜1852年就死掉了；另外一个是“天朝柱石，旷代伟人”洪仁玕，在香港期间，广泛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1860年4月才到天京，即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由于他资历不深，难以取得众将领的支持，又因与洪秀全的观念颇有差异，引起洪秀全的猜疑，终未在太平天国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半个是石达开，自幼“习武修文不辍”，算是“文武备足”之人，可惜也不被洪秀全信任，于1857年离开天京。

天国的领袖们也认识到自己人才短缺的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措施，力图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归附太平天国，主要采用了三种手段：

1.招贤。设招贤馆、贴招贤榜，无论是工匠、艺人、吹鼓手、书手、医生、通晓天文、算学者乃至绿林好汉，都在招纳之列，于是“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146均被当作人才招入太平军。

2.科举。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参照传统的科举制度并加以变通，制定了一套科举取士制度，形式上与清朝的科举制度相似，但其实质不同。“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可参加考试，妇女也同样可以应试，天国的考试录取无定额，一般稍通文理者即能录取。

3.推举、征派或抓捕。太平军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乡官及做文字工作的人，于是便采用荐举、征派等方法，自愿与强制相结合，不得已时也“掳来书写人”充当“先生”，并给予较优厚的待遇。

太平天国虽求才若渴，但缺少一个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他们既欢迎、优待“文弱书生”，又存在着恐惧排斥读书人的心理，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妖士”或“妖儒”，所以，虽然“江南人才最多”，也难于吸收到高层次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是容闳所讲的“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