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世界

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怎么才能解决洋人的问题呢？清朝的官员们并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摸不能瞎摸，林则徐认识到，“筹夷务必知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174为搞好情报工作，他多方觅求精通外语的人才，“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175。这一期间，林则徐翻译了四本书：第一本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国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抄齐统订数本”，“借以采访夷情”176；第二本是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专门组织人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第三本是把瑞士人瓦特尔的《国际法》翻译成《滑达尔各国律例》；第四本是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总之，为制定对策、办理交涉事宜，林则徐做足了准备。然而正是他的这些为禁烟而做的准备工作使他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177

1841年，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惩处，充军伊犁。途经镇江，把《四洲志》以及有关外国资料交给魏源，嘱撰《海国图志》。

1842年，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有才而又有爱国激情的魏源据《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的“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年）扩成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等各个方面。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为什么《海国图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呢？

首先是因为它给了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世界观念。明末利玛窦等人来华，也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并没被人们重视。康乾盛世时，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更不知海外有先进的文明。《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使当时的中国人能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认识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当然，打开中国人眼界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书，还有一本1849年出版的《瀛寰志略》。这是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徐继畲178晋升福建巡抚，道光皇帝召见时责成他编的。由于是皇上的命令，徐继畲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1844年，初稿完成，几易其稿后定名为《瀛环志略》。1848年初刻于福建抚署，1865年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有图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对世界各国的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制、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都有较详细的描述，还间有议论。《瀛环志略》一问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

其次，虽然在介绍国外方面《瀛环志略》胜《海国图志》一筹，但是《海国图志》有一点是《瀛环志略》所不能比的，那就是它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号召“以甲兵止甲兵”，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才“能制四夷”。

如何师夷？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以使国家富强。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及“经事致用”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后来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西方物质技术的发展，也被很多官员认识到了，李鸿章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中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79；御史魏睦庭也上奏说，“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左宗棠为曾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0。

于是中国的第一次西化开始了。

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洋务派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设同文馆。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屡次与列强交涉，觉得语言不通、文字隔阂也是受欺蒙遭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在1861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皇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招生对象开始时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1862年入学的仅十人，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学学生逐年增多，最多时达120人。除汉文外其他课程多由外国人担任教师，学习期限初定三年毕业，后改为五年制和八年制，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多种。

第二，派留学生。除同文馆外，留学生是“输入欧化最要之媒介”181，1872年始，在早期留美的容闳等人努力之下，四年里，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中国留学运动先河。1877年，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出发赴欧洲学习制造和驾驶，后又派了两届学习枪炮、火药、鱼雷等，两个方面的留学生约200人，是洋务运动中留学生的主体。虽然规模小，人数少，但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中国文化的冲击不可低估：第一它改变了人们的科举正途观念；第二产生了严复这样“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加速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我们常说，掘墓人都是自己培养的，这话一点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