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成熟的人类梦想（第2/4页）

按照柏拉图的理论，理想国只是一种理念，不是在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东西，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国家，现存各类国家都应向它看齐，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应争取相似。所以，在柏拉图那里，理想国只是一种价值观，而非未来社会的构想。因此他说：“这样理想的城邦这世间应该是没有的。也可能天上有它的原型，它可以让对它怀有期望的人在里面住下来，而不在乎它是否现在存在或是将来存在。”491

柏拉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莫尔就是这样一个深受柏拉图影响的人。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父亲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莫尔从小就受到了优秀的教育，15岁时，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柏拉图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92。由于当时正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以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两年后，父亲认为搞文学没有什么前途，于是便逼他改学法学。毕业后的莫尔做了律师，很成功，26岁就被选为议员。但后来因在议会中反对国王亨利七世，被迫下岗，并累及其父亲。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尔重返政界。

1516年左右，莫尔在出使欧洲期间，写成了不朽之作——《乌托邦》，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很有文学功底的莫尔描述现实社会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田庄上做活的佃农，骨瘦如柴，苍白的脸上写满了忧伤和无奈”；“那些贵族，满脸狰狞，像秋天的虫子一样，慢慢地吞噬着最后的果实，直到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大洞，他用能够想到的所有可能的方法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而他们的奢侈生活却让他们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而他们游手好闲的随从则“趾高气扬，自吹自擂”。493最经典的是他对圈地运动的描述：“你们的羊，曾经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而现在却变得那么贪婪、那么凶蛮，甚至于开始吃人。”494“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下离开了家园——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带着所有的失望和憎恨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只能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495莫尔的这段关于“羊吃人”的表述成为流传后世的不朽名言，这一提法也被马克思多次引用，甚至有人觉得都是马克思说的了。

《乌托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理想社会的空想描述。乌托邦本意就是“没有的地方”，莫尔借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在“乌托邦”里，“一切归全民所有”；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每天劳动六小时，轮流到农场去务农；废除货币，人们视金银如粪土；服装统一，只有男式女式、已婚未婚之别，“外套颜色全岛一律，乃是羊毛的本色”；就餐在公共食堂；看病有公共医院；民主选出的“飞哈拉”和“总督”管理城市；人们的思想、道德比较高尚，勤奋敬业，崇尚简朴，遵守法令，乐于助人，关心集体，爱护公物，鄙视懒惰、腐朽与奢侈；这里禁止嫖赌、饮酒、欺诈、阴谋、私通、虐待，既没有盗贼、乞丐，也看不到穷人。

莫尔通过《乌托邦》前后两个部分的对比真正体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的理想都是根植于现实的，理想的描述本质上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同时理想也是人们价值取向之一部分。但是，如何把这一价值取向实践于现实社会，莫尔并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他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并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然而《乌托邦》最可宝贵的是，他开始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历史，他开始告诉人们，这个“资本主义”496世界是坏的，是应该被代替的，并且开启了一个人们不断努力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

到了十九世纪，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现有社会的批判，而是开始了努力创建新世界的尝试。

圣西门（1760-1825年），一个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法国大革命之后，他放弃爵位和称号，投身革命运动。革命后，看到劳动群众仍然受苦，转而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否定态度，决定把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作为毕生的使命。为此，他到英国、瑞士和德国等地进行考察，孜孜不倦地从事理想社会的研究，并花掉了全部家产。圣西门认为，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人类将会出现一个平等、幸福的社会——“实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要劳动，人人有劳动权，没有失业现象，实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圣西门为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临死还告诫弟子要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傅立叶（1772-1837年），中学毕业后当过店员、推销员和经济人，到过德国、英国、荷兰等地跑过生意，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有较深刻的理解，对商业投机和欺诈等较为熟悉。30岁之后，傅立叶三十五年如一日，坚持研究和著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称资本主义社会是“罪恶的渊薮”、“颠倒世界”，必将被理想制度所代替。为了实现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主张以他设计的“和谐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期待社会上层支持他实现建立新社会的计划，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每天中午12点在家接见自愿帮助他建立“法郎吉”497的富人，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无一人问津。实在等不来投资者，1832年，他和几个门徒一起创办了一个“法郎吉”，但是第二年就失败了。

社会主义的实验做得最好的是欧文（1771-1858年）。罗伯特·欧文，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马具匠”家庭，7岁开始参加劳动，9岁时就当了学徒，18岁就和朋友合办了一个有40名工人的小纺织厂。20岁时应聘到一家有500名工人的大纺织厂任经理，29岁之后，他成为一个有着2500名工人的大棉纺厂的经理兼股东。随着企业的扩大，他也不断地进行着改造环境和人的试验。在他的工厂里，欧文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禁止不满12岁的童工劳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欧文的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工厂增加了利润，同时工人生活也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