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百年中国的一大梦想——民族独立。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588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新中国抬头挺胸，一举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心理阴影。

民族独立后的新中国，必须要实现他的下一步目标——国家富强，然而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战役。百年战争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何在这个废墟上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这不是一个比争取民族独立更轻的任务。

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只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而且这个榜样还做得挺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苏联，在国家建设方面是取得巨大成功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得它免受1929-1933那次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它很快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为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切现象和数据表明，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和推崇的典范。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答案非常明确：“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589

苏联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现实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为斯大林祝70大寿。

1950年2月14日，在这个浪漫的情人节，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三个条约，确定苏联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同时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企业。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或改建91个企业。

1954年9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又于10月12日签订议定书，再援建15项工业企业。

1955年，又增加援建项目16个，另加口头商定项目2个，前后中苏商定的项目共计174项，后经过反复核查调整，最终确定为154项，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因为计划公布的156项在先，所以一般称“156项工程”。

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五”计划是从1953年到1957年。按常理，“一五”计划的出台应该在1952年，事实上，“一五”计划在1955年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一五”计划的编制，由周恩来、陈云主持，早在1951年就开始着手，先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才基本定稿，共11章，约11万余字。

“一五”计划的修订，是伴随着苏联援建项目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事实上，“一五”计划主要就是集中力量进行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我们讲“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是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全部是重工业密切相关的。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且被当作国家独立的重要支撑。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5901953年9月16日，毛泽东把梁漱冥骂了个狗血喷头，为什么他这么反感？其中有重要的一句话：“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是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591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工业化的发展，必须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大量的工人（1952年非农业人口8300万，1954年9800万，1957年10600万592），二是需要大量的设备。这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吃的问题，二是钱的问题。吃的问题从农民那里来，钱的问题从哪里来？贷款？苏联的3亿美元，杯水车薪，有钱的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的工业化，它的资金也必须是从农民那里来，领导层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很清楚。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593

农业如何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一是“直接的农业税”，二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594

第一条对于“交皇粮”已经习惯了数千年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新中国的农业税比“十一而税”的税率要高很多，但是相对于地主的50%以上的地租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仅靠农业税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太不够了，必须还要实现农民余粮的商品化。于是就必须要实现第二条，然而问题就出在第二条。当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满足之后（或通过自己购买解决或通过互助组解决），他们不再有把粮食商品化的需求，越是出现灾荒，市场越是缺粮，农民越是屯粮。

如何才能把农民的粮食从农民手里挖出来？这是一个让领导头疼的问题。

粮食涨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又会遇到另一个问题：“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595

怎么办？

统购统销，采用“强制”手段从农民那里低价收购粮食，低价卖给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它将引发农民的不满，它无疑是对农民的剥夺，但是不这么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各项经济指标也难以按期完成，“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国家的长远的利益，只有牺牲农民现实的利益。

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云跟毛主席吹风，“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596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从此，中国开始了统购统销的年代。

统购统销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计划性。国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产出量综合制定统购比例。正因为统购要最大程度保证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统购比例总是保持在最大的限度里，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处于半饥半饱状态。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