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第2/4页）

统购统销

整个统购统销时期，国家总共从农民手里攫取了多少财富？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数字。凌志军在《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中认为，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间，政府从农村拿走了大约6000亿人民币；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一书认为：1952-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5823.74亿元；陈吉元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一书说，1951-1978年，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政府从农民手里拿走了5100亿元。即便以较少的5100亿计算，也将近是7个“一五”计划的投资量，有人说中国工业化建设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

统购统销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强迫性。统购不是自愿的，而是定额的，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而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常常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1954年，华南分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专门汇报了这种强迫的普遍性：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称粮食，不卖的将当场绑起（绑了2人）。将用部分粮食去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拿来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全乡没收了3户）；高要县第9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该区依坑乡搜屋36户，10区东围乡封了一个富农的屋，竟将1位老太太也封在屋内，以致上吊自杀。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598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的一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写道：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

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没有支配权，被政府全被掠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就站在河边哭”，“被剥夺”的感觉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54年，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大批牲口有行无市冲击市场”，“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甚至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先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甚至“台山县有1农户将刚生下的10个小猪全部弄死。”599牲畜被大量出卖和屠杀，使耕畜数量大大减少，无疑是对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生产力暴动”。除了“生产力暴动”外，偶尔出现的“抢粮”也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征粮制度的不满。1957年5月12日至18日，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而抢粮的原因“主要是群众缺粮”。

把农民从自家土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再用强制手段从他们手里买过来，这是一种让农民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的剥夺行为，所以在广大农村有了“年年有购粮，以后日子怎么过”，“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变了脸”600等不满情绪的表达，统购统销的实行，导致了农村关系的“全面紧张”。

怎么解决农民的这种“被剥夺感”，一个办法可以实现，那就是使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再是私人财产，直接进入公共预算。而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此，粮食在进入农民家里之前就已经被“统购”了。

数量没变，原来从农民家里征购的粮食，而现改成“公社”上缴了，“被剥夺感”没有了，但是因统购而产生的“饥饿感”却并没有减轻，由于“社员吃不饱，无法干重活”，导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勤率大大减低”，有些地区由于青年团员“饿、冷、腿酸”，所以“连团支部会也开不成”。601

解放了，农民仍然处于半饥饿状态，不再是因为地主的剥削，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

五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换来了令人骄傲的成就，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5%；手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发电量为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49年增长17.7倍；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全国铁路通车比1952年增加22%；生产出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

一切数据和事实表明，“一五”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伟大胜利，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

1957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去苏联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提出“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启发了毛泽东，12月提出了“中国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6年还在“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在大会发言中作了公开检讨，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李富春602做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是关键》的发言，就“二五”计划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例如：到1962年，要实现钢产量2500-3000万吨，增长367.8%-461.4%；发电量900-1100亿度，增长365.8%-469.4%；粮食6000-7000亿斤，增长61.2%-89.2%；棉花6500-7500万担，增长98.2%-128.7%；等等。并设想，在“二五”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一倍，全国人均消费水平增长40%。603

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6月中旬，李富春又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提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6月17日，毛泽东对这个要点有个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