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整顿（第4/6页）

安全是安全了，但日子不见得好过。清军荆州总兵郑四维将前来“投诚”的李占春、于大海部安排在松滋百里洲休整，接下来的手法跟何腾蛟、瞿式耜如出一辙：要钱没有，要粮不给！肚子饿？自己想办法！

这一招术相当无耻，却屡试不爽。当初，田见秀被何腾蛟用这招逼得拍屁股走人，郝摇旗也被瞿式耜逼得四处抓狂。轮到李占春“中招”的时候，麻烦大了。

跑？一个叛徒，能往哪儿跑？

抢？清军正愁没借口收拾你，莫非嫌命长？

跑不能跑，抢不能抢，李占春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看来，只要逼到没法活，方法总比问题多！

李占春出家，正中郑四维的下怀。

其实，郑四维搞这个把戏的动机，跟何腾蛟、瞿式耜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南明的大臣出于个人利益和阶级成见，不惜自毁长城，而郑四维是想废掉这支军阀部队的武功。

老大出了家，虽然还有个于大海，但基本上已经是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不久便自动瓦解。达到目的后，清军又招抚李占春“还俗”，先后出任安陆副将、黄州总兵等职，彰显自己的“博大胸怀”。

刘文秀、王自奇的军队在四川大打出手，将李乾德、王祥、李占春几大军阀势力揍得满地找牙，有效地震慑了其他军阀。

无论当初表态愿意“结盟”的军阀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如今都死心塌地了。特别是夔东地区的军阀武装，亲眼见证了李占春、于大海的悲惨境地，纷纷“扼险自守，差人申好”。至此，“三川之阻兵皆尽”，四川（只有保宁仍由清军控制）、贵州已在孙可望的掌控之中。

抗清的道路通畅了，但孙可望并没有贸然进军，因为拿下四川和贵州以后，孙可望的麻烦更大。

——四川和贵州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容易有个自给有余的杨展，偏偏又被李乾德给剁了，仅凭云南一省之力怎么养得活？

——大军出去抗清，后勤补给怎么保证？有没有粮食倒是其次，就算有粮食，怎么穿过四川、贵州送过去？那里到处都是饿红了眼的饥民啊！

以前四川、贵州是别人的地盘，孙可望全当看不见。如今两副烂摊子落到自己的手里，孙可望终于见识到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了。——我说豪格追到遵义怎么突然放我一马，原来这烂摊子简直是烂得令人发指！

摊子再烂，孙可望也只能埋头苦修，因为不把四川、贵州的摊子修好，孙可望根本就走不出去。不能走出去发展，三十多万大军迟早要被困死在云南。

贵州涅槃

“流贼”出身的孙可望品行不咋地，既自私又贪权，最后还投降了清军，但不应该因为这些劣迹而抹杀他在西南的“政绩”。

云南在孙可望的手里，不出三年便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控制四川、贵州之后，孙可望又大力推广“云南经验”。特别是在向来贫瘠的贵州，孙可望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比较大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统一军令政令。

皮熊被活捉后，分散在贵州各地的残余势力退守山区、负隅顽抗。除此之外，各地土司也“占山为王”，以前与皮熊抗衡，现在又与孙可望抗衡。凡是外乡人，他们一概不鸟。

孙可望派白文选镇守贵阳后，便开始对南明军残余的散兵游勇、各路山匪进行收编，凡是抗拒收编者一律清剿，终结了大小军阀占山为王、残害百姓的乱局。

其二，裁撤冗员、整顿吏治。

贵州作为南明的属地，也有官员多如牛毛、官场鱼龙混杂的通病，最后的结果都是政府乌烟瘴气，百姓不堪重负。针对这种状况，孙可望首先将官员“过筛子”，挨个开展“政审”和清查，欺压百姓的直接剁掉（戮奸蠹民者），并对南明政权胡乱任命的大量冗员进行裁撤。

筛剩下的官员也别忙着弹冠相庆，因为日子不见得好过。孙可望规定：“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

孙可望不是吓唬吓唬，而是动了真格，接下来的这个场景也屡见不鲜：

某官员正端坐堂上审案，对嫌疑犯用刑逼供。此时，突然闯进来一帮人宣读“上峰指令”，说某官员犯某某罪，依律杖二十。于是，正趴着受刑的嫌疑犯被拎到一边，堂上的官员被拽下来趴上去。打完二十棍，官员、嫌疑犯各归其位，该审案的审案，该受刑的受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其三，招徕商贾，安抚百姓，恢复经济生产。

贵州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区，找块跟足球场一般大的平地基本上不可能，而且石多土少。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贵州历来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耕作方式原始（牛都没法用），再加上军阀皮熊的大肆盘剥，即便是极其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也濒临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一面招徕商贾、恢复贸易，一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又派军队就地组织开荒，“安抚遗黎，大兴屯田”，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其四，发展交通，积极备战。

李白经剑门关入川，曾留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王阳明被流放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时，更有“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的感慨。可以说，“黔道难”比起“蜀道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交通，不仅关系到出兵问题，而且直接决定后勤补给能力。“要致富，先修路”是现在的口号，对于孙可望而言，确切的说法是“要打仗，先修路”。

于是，“孙国主”成了“孙总工”，大张旗鼓地开始修路，遇山开道，遇水架桥，贵州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

道路畅通，既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敌人，孙可望又实行“路印”制度，严防清军间谍趁机混入。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昔日民不聊生的贵州犹如凤凰涅槃，初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根据史料记载，贵州“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孙可望治理贵州，主要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贵州经济得到恢复之后，税赋是相当繁重的。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作为孙可望的老巢，云南的税赋是“官一民九”，达到了全国的最低点。但对于贵州，孙可望可就没这么客气了，税赋一般都在五成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九成。在孙可望的横征暴敛下，元气稍有恢复的贵州再一次遭受无情的摧残，为后来清军顺利通过贵州进入云南清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