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2/10页）
二十二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了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了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了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的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四溢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是他的头发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
二十三日，就在何键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一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
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
在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红军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红军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红军此刻置身在何种局势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们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的类似情景所唤醒，他们便会格外地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早在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了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圩和潇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
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十四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全州一带，到达潇水和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
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白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
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共四个师，近距离地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
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
第五路军：湘军李韫珩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合围。
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何键：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何键］兄督饬两李［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须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作出的判断是：敌人在潇水、湘江地区的集结十一月二十二日才能部署完毕，而在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潇水和湘江的。
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
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并且红军主力的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了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的道县。
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潇水，应该沿着潇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时所作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了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
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前几个月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
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
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在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