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恭贺新年

1935年1月·乌江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

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之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需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

刘敌十一日令：1，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2，薛敌先头已抵洪江。3、刘敌部署：A、陶广一路除以一部筑绥、靖封锁线，主力向临江口、通道方向觅我主力“截剿”。B、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C、李抱冰部进至长铺子待命。D、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步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E、十五师十二日可到长铺子。Z、周敌谢、萧两师九日抵武冈，万、郭两师十日续到，其先头十一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

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六个人鱼贯走进了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恭城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幽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了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和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民团跑光了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了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

李德照例先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

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

李德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能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对于讨论的结果并不满意：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的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要重要得多。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桂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

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和政治委员黄甦回军委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决定“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剑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迈［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