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夜郎之月（第4/13页）

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大会之后，红军篮球队和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

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装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一起玩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心灵的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自古以来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烈的黔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和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

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

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

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播种下去，然后渴望着收获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放弃的梦想。

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叫遵义的地方。

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黔军将领侯之担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了一封特急电报。特急电报毕恭毕敬地请一连串的“上级”“钧鉴”，包括：“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林森］、行政院长汪［汪精卫］、军事委员长蒋［蒋介石］、各部长、北平何部长［何应钦］、汉口张副司令［张学良］、何主任［何成浚］、宝庆何主席［何键］、南宁李总司令［李宗仁］、柳州白副司令［白崇禧］、广州陈总司令［陈济棠］、巴县［重庆］刘督办［刘湘］、云南龙主席［龙云］、贵阳王主席［王家烈］、犹［犹国才］总指挥”：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中旬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三百余里扼防，构筑堰固截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战，防制该匪于南岸，俾追剿各部易于成功，该匪竟猛攻三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均经击退，毙匪、溺匪约三四千名，浮溺满江。冬［二日］午，匪忽增加至二三万之众，拼命强渡。担抑体钧座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抗，务祈追剿各军一致奋击。无如众寡不敌，我林旅守老渡口、岩门之一五团，被该匪机炮灭净。匪于冬日午后五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匪以大部攻城，卒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背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围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剿匪后备总指挥 侯之担叩。

侯之担所有的“上级”都知道，担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担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担，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蒙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蒙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担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电：“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的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黔军于水火”。薛岳挽救黔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针对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向北可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向东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势，薛岳沿遵义地区南面的息烽、东南面的瓮安、东面的湄潭制定了一条前出追击线，这条环状的追击线意味着国民党军将从三面向遵义合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复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键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和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限匪之流窜或合股”；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

一月中旬，国民党军近四十万大军一齐向遵义地区压了过来：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经推进到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了距离遵义约七十公里的息烽。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已经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经从南向北进入贵州，并且迅速推进到了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了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了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的北面，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已经渡过长江，抵达了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在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了贵州西北边界上的赤水县。一月十四日，王家烈对黔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柏辉章师和何知重师经息烽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黔军的后备部队已经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