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第2/16页）
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但是，等了一夜，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消息在西昌城内传开，刘元璋立即受到了猛烈抨击，士绅们纷纷要求他赔偿损失。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西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
在大渡河布防的是川军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中，第四旅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守安顺场和富林一带。同时，刘湘派出的增援部队正沿着大路向富林开进——国民党军判断中央红军要走大路。
五月二十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泸沽城。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树堡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彝族分黑彝和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族血统，是彝族的上层；白彝是彝汉混血，属彝族的下层。他们之间有矛盾，矛盾的主要起因是彝人对汉人的猜疑和敌对，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但是，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聂荣臻对刘伯承说：“不管黑彝白彝，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吧？”两个人统一了意见之后，立即给中革军委起草电报，电报的具体建议是：从泸沽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秘密改走小路，从安顺场附近渡过大渡河。同时，派刘亚楼和左权带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佯装主力，继续顺着大路前进以迷惑敌人。但是，由于中革军委正在行军的路上，电报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时间不能耽误，刘伯承命令继续呼叫军委电台，同时先遣队向冕宁前进。出发前，刘伯承专门给先遣队作了动员：红军就要通过彝区了，彝人对汉人猜疑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射箭，没有命令绝对不能还击。
晚上，在中共冕宁地下党员廖志高和陈野萍的带领下，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了冕宁县城。这座县城里竟然没有任何一支川军防守。为了不打扰居民，先遣队司令部设在了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红军进驻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感到万分惊讶。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在接到刘伯承、聂荣臻的电报的当天，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
林、刘、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
各兵团今二十一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下：
1、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左权］、刘［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进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至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制该敌。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2、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冕宁］。
3、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泸沽开至石龙地域，准备二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指挥。
4、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昌之敌，以掩护和接应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5、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C、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1、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2、一军团部队对去路，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
3、严密搜捕敌探。
D、冕宁至渡口有两站缺粮，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E、关于搜集架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朱德
二十一号十八时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遇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此时都在读同一本书：清末北洋幕僚薛福成所著的《庸庵文续编》，书中记述了一八六三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悲惨遭遇。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是水流汹涌，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旋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悬崖陡立，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结果是伏尸遍地，血流成河，四万农民起义军最终全军覆灭。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命运起伏，几乎是太平天国起义兴衰史的写照。一八五四年，石达开受命主持军务，这个聪慧勇猛的农民领袖很快以痛歼湘军水师、收复武昌、进军江西而声名大振。在接连占领了五十余座县城后，石达开的农民起义军把湘军将领曾国藩困在了南昌城的大营里。接着，农民起义军占领区连接了皖赣鄂三省的广大区域，开创了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内部的互相残杀开始，石达开受到了洪秀全的猜疑，这迫使他于一八五七年率二十万起义军离开了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辗转作战。这是一支没有后方基地的部队，先后进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和四川，不断地在清政府军的围剿下遭受重创。一八六三年的春天，石达开率残部四万人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到达川西南西昌附近。石达开的计划是：渡过大渡河，然后夺取四川平原。
石达开离开西昌之后的北上路线，正是现在中央红军要走的那条通往大渡河的小路：经冕宁到达大渡河边，渡河后至雅安地区。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石达开买通了彝族土司，于五月十四日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三面临山，一面临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被收买的土司突然改变立场，配合清军将四万农民起义军紧紧包围。石达开在大渡河南岸整整徘徊了一个多月，多次企图渡河都因水流湍急和清军的阻击而失败。其间，在一次强渡时，大军已经渡过了一万人马，但是天黑了，石达开认为渡过河的前锋将背水作战，没渡过河的部队将与前锋被截为两段，于是，一向用兵谨慎的他下令已经渡过河的那一万人撤回来：“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通也，不如俟明日毕渡。”——既然有时间又有能力把已经渡过河的一万人撤回来，为什么不连夜再抢渡过去一万人巩固对岸渡口？——当农民起义军再一次准备强渡的时候，石达开的一个妻子在大渡河边生了个儿子，被围困的大军立刻停止了渡河，决定在这个绝地“庆贺三天”。三天过去了，大渡河水由于山洪暴发“陡高数丈”，石达开四万人的大军因此被困岸边。清军趁机连日发动猛攻，起义军苦战之后粮弹断绝，大渡河上漂满了起义农民的尸体——“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计余。”最后时刻，石达开决定率领起义军决死一战：“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但是，清军已经逼近了起义军的大本营。面对即将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全三军”。他写信给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求自己一死而赦免他的部下。骆秉章假意受降。六月十三日，石达开命令士兵把他的五个妻妾全部扔进大渡河，然后自己一人走向了清军的营帐。被俘后的石达开在成都经过严刑审讯，最终被清政府以最残酷的“凌迟”处死。而他的部下两千多人并没有被赦免，在放下武器后全部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