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

1935年8月·松潘草地

毛泽东此生第一次见到张国焘的确切时间无从考证。但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生平推测，应该是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当时，二十五岁的毛泽东是这所大学图书馆的一名普通管理员，而二十一岁的张国焘不但是这所大学的注册学生，还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尽管当时他们之间地位不同，但相信他们应该有过来往，因为他们都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关系密切。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张国焘后来这样记述了那时他眼中的毛泽东：

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烬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境，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从现有史料中看，中国工农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时中共中央暂时移到武汉，毛泽东和张国焘共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对中国农民现状进行了调查之后，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矫枉必须过正。”张国焘认为这句话有些“左”倾，说如果按照你的“有土皆豪”的观点，你也是湖南一个有土地的自耕农，难道你也是土豪不成？当时毛泽东大笑。但是，张国焘还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所做的努力“对中共有极大的贡献”，他这样评价了毛泽东要求回湖南举行农民暴动的要求：“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民运动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眼下，在中国西部一条荒凉的小路上，尽管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是当张国焘看见毛泽东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声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官兵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其间口号声始终不断，而“热烈欢迎张主席”这句口号，让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喊起来有些不习惯，因为他们只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他们暂时还弄不清楚张国焘是什么主席。

欢迎会开完之后，领导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我和毛泽东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待张国焘来商量今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方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经历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毛泽东和张国焘分别住在了村庄的南北两端：分配给张国焘的，是这个仅有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里最好的房屋——位于村庄最北端的一间店铺，柜台里面是他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柜台外面是他的随行人员的住处。而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住在村庄最南端的喇嘛庙边上。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炖得很烂的鸡肉和牛肉，大量的米面食物，还有用大罐子装的酒。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其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有意回避着敏感的话题，反而使喧闹的宴会显得有些空洞。毛泽东照例拿“是否吃辣椒是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开着玩笑。

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者的妙论。秦邦宪［博古］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张国焘已经感到了无形中的隔阂。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在昨晚举行酒宴的那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了，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自己从前的根据地，现在红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行动的战略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地域显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

毛泽东在发言中针对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北进作了阐述。他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张国焘问：“共产国际什么时候有这个指示？”张闻天回答说：“大约在十个月之前，中央红军还没有离开瑞金的时候。电报说，中国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然后，毛泽东继续说，宁夏是富裕地区，敌人在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虽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已时隔多时”，但应该相信他们“仍会从外蒙古方向来策应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接下来的发言“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风趣是因为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去，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有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而沉痛是因为毛泽东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那么就得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以留下革命的火种以图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