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孝文皇帝（第3/5页）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说明花木兰家是北魏军户。北魏实行世兵制，子子辈辈都当兵。北魏兵源构成有两部分，鲜卑兵和非鲜卑兵。鲜卑兵指代北及漠南原鲜卑部落联盟成员，即平城和六镇兵。非鲜卑兵构成复杂，有高车人、敕勒人、丁零人、氐羌人、柔然人，甚至汉人。这部分人是魏军统一北方、远征蒙古高原抓获的俘虏或降兵，设置军府驻守地方，类似于现在的军区。

北魏国汉人大多从事农业生产不打仗。征兵从各地军府中征发，并非从普通老百姓中征兵，花木兰的父亲卷卷有名，当为军户。

从花木兰的征途看，“旦辞暮至”是文学夸张修饰之词，马再快，不可能一天集结军队到达黑山（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杀虎山）。花木兰北渡黄河到平城加入大军，出塞抵达黑山，遭遇燕山胡骑（即来自今蒙古国杭爱山的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展开战斗。这条路线是北魏国出塞打击柔然汗国常用的军事路线。

由此我们推断，木兰替父从军的具体年代应在公元470年（北魏皇兴四年），这一年处罗可汗吐贺真的儿子受罗部真可汗（汉语聪明的可汗）郁久闾予成率柔然骑兵入塞。献文帝拓跋弘御驾亲征，兵分两路，大举反击，诸将会师于女水河畔，大败柔然。十九天内北魏骑兵往返六千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大获全胜。

为纪念战功，拓跋弘改女水为武川。北魏随后设置武川镇，与其他五镇合称六镇，驻扎军队抵御柔然。在魏军漠南统帅太尉源贺率领下，花木兰开始长达十年的漫长军旅生涯。这十年正是冯太后进行改革的十年。花木兰当然想不到，她战斗过的新城堡武川孕育了隋唐皇族，与她并肩作战的战友即有宇文家族、独孤家族、杨坚家族和李渊家族。

柔然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北魏在公元479年，这一年，刘宋大将萧道成建立南朝第二个政权齐国。迫于北魏帝国军事压力，萧道成派使者出使柔然，约定共同进攻北魏。柔然伏古敦可汗（汉语永恒的皇帝）率十万骑兵入侵北魏，直抵塞上才撤军而回。

拓跋宏一反帝国讨伐柔然的传统，面对柔然挑衅不出击。拓跋宏并非不喜欢军事征服，而是战略方向发生了变化。

北魏建国百余年，经济重心逐渐由游牧区转移到农耕区，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为了振兴魏国的农业。那么，帝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再是漠北而是江南，军事重点由北向南转移。北魏帝国和柔然汗国之间基本达成默认的停战协定，不再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北境军队陆续调回，花木兰回到家乡。

策勋十二转，花木兰军功卓著，拒绝孝文帝高官厚禄地赏赐，潇洒回到家乡与父母姐弟团聚，共享天伦。电影赵薇版《花木兰》把拓跋宏和花木兰塑造成一对恋人倒也符合两人生活的历史时期，但《花木兰》没有拍摄出那个时代的特征。

回到家乡的花木兰怎么也想不到，为之服役的北魏帝国将发生何等惊天动地的变化。她的战友们从漠南回到平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从洛阳来到淮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南征作战。

悲平城

北魏帝国不再追逐牛羊和奴隶，军事目标直接锁定南方灌溉良好的耕田，重南轻北的军事战略意味着帝国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军事调整刻意做出，拓跋宏为北魏帝国规划着新的未来。

如何选择未来，这是每个人必需的人生选择，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经历的艰难抉择。

拓跋宏登上方山，一脸深情地凝望着魏都平城。巍巍国都东连太行，西临黄河，俯瞰中原大地，远眺蒙古高原，君临天下，气势恢弘。平城成就北魏数十年基业、拓跋鲜卑两百年渴望。从大鲜卑山到大泽，从大泽到云中川，再到塞上，这一路凝聚了拓跋鲜卑人多少血泪。一统北方，雄霸草原，纵使英明之君，守住大魏的万里江山就算对得起祖先了。

迎着塞北的风，拓跋宏轻轻吟道：“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这是北魏大臣王肃描绘平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的一首诗。

王肃出自琅琊王氏，南朝高门望族，因得罪齐武帝萧赜，投奔北方。《悲平城》有个典故，那天王肃在官衙吟诵，孝文帝七弟彭城王拓跋勰听后，赞叹不已，想让王肃再吟诵一遍，便说：“王公吟咏性情，声律殊佳，可否再诵一遍《悲彭城》。”也许他汉语发音不准，或许一时失口，竟将悲平城说成悲彭城。王肃笑道：“什么时候《悲平城》变成《悲彭城》？”拓跋勰面露惭色，祖莹当时在座，起身说道：“《悲彭城》也有，王公未见过罢了。”王肃当然不相信：“既然有，你吟诵一下。”祖莹应声做诗：“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拓跋勰大悦，私下对祖莹说：“今日若不是你，几乎为吴子所屈。”

这个典故原本是赞叹两人的才学，从侧面反映出平城确实不是好地方。民间有首歌谣，“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平城地处恒山以北，对于越来越依赖中原农业财政收入的国家来说，平城交通不便。

拓跋宏心中清楚得很，王肃的这首诗与其说在表达对平城环境的不满，倒不如说生活于暖乡温室的中原汉人对游牧文明充满排斥的微妙心理。

有民族就有民族之间的矛盾，有矛盾就有民族之间的战争。如何平息民族间的冲突？有一个办法最有效，把所有的民族撮合成一个民族。北魏帝国主体民族有两个，鲜卑人和汉人。把汉人变成鲜卑人，还是把鲜卑人变成汉人？

拓跋宏没有犹豫，态度坚决。人类向往文明，他不能再忍受帝国野蛮的习气，在他看来，那种文明方式落后愚昧、污浊不堪。既然落后，就要先进；既然污浊就要清新。哪怕前途艰辛，命运多舛。

不能因为是自己深爱的民族就不去毁灭，不破不立。把鲜卑人变成汉人，这样做，他会成为鲜卑人的千古罪人，他将亲手毁掉鲜卑民族。

霖雨霏霏，拓跋宏漫步中原古都洛阳，面对烟雨笼罩的西晋王朝残破的故宫石基，哀伤流涕，反复吟哦着《诗经·黍离》诗中的句子，透露出深藏于内心的忧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古今多少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反复研究，然而真正读懂孝文帝这句话的又有几人？

孝文帝强行推动汉化改革，穿汉服，说汉话，执意将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直接造成下层鲜卑人生活窘迫，把大批鲜卑人抛弃在寒冷的漠南，为日后导致北魏帝国灭亡的六镇大起义埋下灾难的种子。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成为争议的焦点，倍加推崇者有之，扼腕叹息者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