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起来：计划文学的萌芽

1921年1月4日，一个寒冷的冬日。

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却正在进行一场有21人参加的热烈讨论。一位年近四十的壮汉被推为主席，他乃是前清禁卫军管带、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参议、中国现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蒋百里庄严宣布：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会议首先由一位23岁的青年西谛君报告本会发起经过。西谛此时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一名学生，却在文学方面具有极强的活动组织能力，他日后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郑振铎。

郑振铎报告说：1920年11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经济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便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接洽。商务印书馆只答应改组《小说月报》，上海的同志沈雁冰君来信，亦说他编辑的《小说月报》“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文学杂志》”。北京的同志遂于11月29日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开一个会，议决积极筹备文学会的发起，并推郑振铎起草会章，决定暂以《小说月报》“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12月4日，又在万宝盖的耿济之的住宅开会，讨论并通过会章，共推周作人君起草宣言书，决定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的名义发起本会。遂在京内各日报、杂志发表本会之宣言与简章，并征求会员入会。两周后入会者很多。12月30日，又在耿宅开会通过加人本会之会员，议决于1921年正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会，并议定成立会秩序。至此，本会筹备发起之事遂完全告竣。

郑振铎报告后，21人对会章逐条讨论、修改、表决。然后，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选举毕，提前摄影。摄影后，又讨论了如下七个问题：

（甲）读书会议决分为若干组，以便进行，并推举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许地山四君为读书会简章起草员。

（乙）基金募集问题议决随时由会员募集之。并以《小说月报》稿费1／10，捐人本会，为基金。

（丙）图书馆问题议决以基金未募得，暂缓组织。第一步先由各会员把自己所藏之书，开一目录，交于书记干事，汇齐付印，交给各会员，以图相互借书之便利。

（丁）会报问题议决每年出版四册，材料取给于读书会及本会各种纪事。

（戊）丛书问题略加讨论，未议决。

（己）讲演会议决随时举行。

（庚）会址问题暂时不设会址，借书记干事寓所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

讨论竣，茶点，谈话，至晚6时始散会。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就这样成立了。

其实，文学研究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9年11月。当时，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旬刊《新社会》，他们均是社会实进社的成员，创办这个旬刊，旨在倡导社会改造和平民教育。然而半年后《新社会》被政府查禁，他们又办了一份月刊《人道》，才出一期又因政治压迫而停刊，于是，创办一份新的刊物，并进一步组织一个新的团体，借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成为这些人的迫切需要。

恰在同一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总校对，年仅25岁的沈雁冰，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也是1919年11月，身兼《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名蕴章，别号西神），决定《小说月报》从1920年起用1／3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沈雁冰主持该栏实际编务。于是，拥有10年历史的作为旧文学顽固堡垒的《小说月报》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决口之下，难有完堤。“小说新潮”以外的其他栏目也在渐渐“新文学化”。到了1920年的第10号，《小说月报》取消了新旧小说栏目之并置，“一律采用‘小说新潮’栏之最新译著小说，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资方和读者两方面的压力使《小说月报》的完全新文学化成为大势所趋，终于到1920年底，王药农辞职，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从1921年第12卷第1号起全面革新。京沪双方一拍即合，《小说月报》从它的新生之日起，便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

此后，文学研究会又相继创办《文学旬刊》（先后改名《文学》周刊、《文学周报》）、《诗》月刊，编印《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和《小说月报从刊》等六类丛书近300种。1932年《小说月报》因战事停刊后，文学研究会无形中解散，但其丛书仍继续出版到1941年。后来傅东华、王统照主编的《文学》，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则可看做是文学研究会的余波。

作为文学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沈雁冰，在谈到文学研究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辩解文研会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强调它“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说“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一开始就自己说明它并非同人杂志”，“事实上，它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他还说，“从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和简章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并没打出什么旗号作为会员们思想上、行动上共同的目标。在当代文学流派中，它们没有说自己是倾向于那一派的”，“宣言及简章中并没半句话可以认为是提倡‘为人生的艺术’”。

沈雁冰之言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的大肆辩解不能不令人对其良苦用心有所探究。沈雁冰在文学界可以说是“诸葛一生惟谨慎”，极为明智清醒。他对自己在文学上做出的巨大贡献深藏着无可置疑的自信，所以他宁愿将种种矛盾留到身后而不愿在现实生活中引来过多的麻烦。几十年动荡的政治风波，使他对“团体”、“派别”怀有敏感的警觉。仔细分析他那些辩解的语境和语义，可以断定，沈雁冰的用意在于，竭力淡化文研会与创造社的争论与对立，消除文研会留给人们的“党派”色彩，努力显示自己并未参加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党外小团体，特别是文研会后来走向不同道路的良莠不齐的那些成员，沈雁冰更不敢引为“同志”。

的确，与严格的政党相比较，文学研究会算是“非常散漫”的。但是，若以文学集团的角度来看，则不能不承认它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文学集团、流派，但是，有正式的宣言、正式的简章、明确的组织机构、固定的机关刊物、系统的组织活动，从酝酿成立到展开工作的有筹谋有步骤有分工，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以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为己任并为之不懈地一致奋斗，由这些特点所凝成的一个“现代”式的文学团体，则无疑可以说，文学研究会是破天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