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起来：计划文学的萌芽（第5/5页）

1921年9月，杭州第一师范学校19岁的学生注静之在《新潮》上发表了两首新诗，周围一些同学纷纷找上门来，在其中一位叫潘谟华的提议下，10月10日，二十多个文学青年在西子湖畔成立了晨光文学社，汪、潘之外，还有冯雪峰、陈昌标、赵平复、魏金枝等。他们请文研会的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作顾问，作品风格也受到文研会的很大影响。该社至1923年随学生毕业而无形解体，但直接促进了另一文学组织的诞生。

1922年3月，因读了汪静之诗作而与之通信的上海银行职员应修人，到杭州与汪、潘、冯会晤。四人游山赏湖，谈文品诗，为了纪念这次聚会，他们合出了一本诗集，题名《湖畔》，并由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诗组织——湖畔诗社。除《湖畔》外，他们还出版了汪静之《蕙的风》及应、潘、冯的《春的歌集》等。湖畔诗人的诗，主要是吟唱纯洁的爱情和清新的自然，在当时却引来了封建卫道士的诋毁攻击，由此引发了一场“文艺与道德”的论争。周氏兄弟仗义执言，鲁迅写有《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周作人写有《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保护了这一幼小稚嫩的“组织”，而湖畔诗社的文学活动也因此而被纳入一个宏大的话语再造计划中去了。

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四十多个，文艺刊物五十多种。而到1925年，社团和刊物都突破了一百。比较著名的还有：在上海有欧阳予倩、沈雁冰、郑振铎发起的民众戏剧社，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田汉所办的南国社，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其前身的沉钟社，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沈雁冰评论道：“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迅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炼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这是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如果把这仅仅看成是一种“自由”、“百花齐放”，那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深思一下可以发现，这正表现出一种对集团力量的向往，这是文学上的“七十二路反王十八路烟尘”。1923年3月成立于北京的新月社，其核心人物徐志摩说：“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群星的光辉当然不敌新月，而新月将来还会发现比不上红太阳。组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文学的马车在1921年这一年终于由荒原旷野被赶上划好了跑道的运动场。

“演出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