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幕府的三大支柱

幕府制度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官僚政治体制，这种官僚政治体制的痼疾为幕府制度提供了存在的根据，幕主的职位、财富和个人品性则成为幕府制度赖以寄托的三大支柱。正如“幕府”一词本身所示，没有地方官职，自然不会有幕府。如果幕主不是地方官员，他的追随者和朋友们亦不能被视为幕友。此外，幕府的规模几乎直接与幕主的职位及其管辖范围紧密相关。一个地方官只有拥有个人财富才聘得起幕友，而其财富通常是与其做官相伴而来的。最后一个支柱是幕主的品性。一个幕府能否顺利开展工作，它是为善还是作恶，取决于幕主的个人品性。坏官可以使自己声名狼藉，使幕府声誉扫地，而好官则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使其幕友步步高升。李鸿章位高权重，腰缠万贯，意志坚强，但是他还有一些无法描述的性格特点，而这些性格特点对于一个伟大人物而言却是最基本的东西。李鸿章正因为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而且恰逢其时，他才得以扶摇直上，跻身伟人之列，其幕府的规模和重要性也远迈前代，冲击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僚政治体制。

1843年，李鸿章20岁，这一年他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成为优贡，这是他日后漫长的宦海生涯和崛起成为伟人的吉祥开端。此后不久，他离开家乡安徽省合肥县东乡，赴京求取功名。[1]他连捷高中，1844年成举人，1847年成进士。通过这最后一级考试后，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即1850年，又授编修。[2]这些使他置身于全帝国选拔出来的寥寥无几的才士之中，如此年纪轻轻（27岁）即连捷高中更是斐然可观的成绩。他本可以在京官中成为一名硕儒，然而，这种成为一个学者型官僚的良好开端在他30岁时被无情地打断了，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危机将他推上了一条新的、完全不同的道路。

1853年3月4日，工部侍郎、安徽人吕贤基奉旨回籍办理团练，吕贤基奏请李鸿章和给事中袁甲三帮同办理，朝旨批准。[3]“……鸿章弱冠时颇有志为学，遭世大乱，为吕文节（贤基）牵率入军。”[4]从此，李鸿章以作幕友开始了其军旅生涯，并且他将通过这种渠道，而不是通过正统官僚政治的渠道，成为封疆大吏，实现其伟大抱负。

李鸿章在1853年作为吕贤基的幕友返回安徽到1859年加入曾国藩幕府这八年间，一直供职于在此期间历任安徽巡抚的幕府中，指挥军队镇压太平军和正在兴起的捻军。由于军功，他被授予多种官衔和荣誉衔，并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军事将领。[5]

1858年底，清军在合肥保卫战中一败涂地，李鸿章愤而从安徽巡抚福济幕中辞职，赴江西加入了曾国藩幕府。[6]福济是李鸿章殿试主考官之一，1854年起李鸿章开始在他手下供职。李鸿章与其座主分歧的焦点是军事战略问题。福济在1854年成为安徽巡抚之前从未参与过任何军事行动，措置也不尽合宜，而且很保守。[7]与之相反，李鸿章年轻气盛，主张采取大胆措施。由于清军往往临阵而逃，李鸿章对之深恶痛绝，与清军将领发生牴牾。[8]李鸿章对他供职的这个地方也颇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地方死气沉沉，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干，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不过，在此数年对他也颇有益处，因为他得到了军事锻炼，得到了若干荣誉衔，取得了一定声誉，并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日后成为他组建自己军队的基础。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供职的两年多时间里（1859—1862），进一步获得了军事战略经验，参与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中他能够见习到有关治理一个广大地区、指挥一支复杂军队所遇到的种种问题。1861年，他奉曾国藩之命返回安徽招募勇营，长达九年的见习期就此宣告结束。1862年初，他率领新招募的军队返回安庆曾国藩大营，由于曾国藩的保举，他先被授以署江苏巡抚，不久实授，从而，他通过在地方作幕友而不是在北京作学者型官僚获致高位。他作幕友时学到的经验教训将对他任巡抚、总督后在处理与他自己的幕友的关系上大有裨益。

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是他九年前离开北京后得到的第一个实授官职。此前，李鸿章也得到过几个官衔，诸如1854年授知府[9]，1855年记名道[10]，1856年按察使[11]，1859年道台[12]，但是，这些官衔或是虚衔，或是李鸿章留在军中未曾赴任。即使现在李鸿章已经成为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此后八年间他依然主要是一个军事将领，其幕友也基本是参赞军事。1865年，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取得胜利后，他升任署两江总督以协助曾国藩剿捻，然而翌年二人易位，由李鸿章主持剿捻。1867年，他被任为湖广总督，但是直到1869年成功地镇压了捻军之后他方始赴任。从1869年到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有：调查四川、贵州两省的反洋教暴乱活动，与法国公使谈判这些暴乱事件的解决办法，先后策划镇压西南苗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13]李鸿章被派以这些各种各样的差事是由于他的军队——淮军——的强大，也正是由于他的军队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军队，他才被委以大清帝国最重要的地方官职——直隶总督，它负有保卫首都和京畿的重任。

1870年以前曾国藩得到的所有荣誉衔都来自军功。1853年，他在安徽和州败太平军，赏戴蓝翎[14]；1854年，因收复含山有功，赏戴单眼花翎[15]；1863年，他的军队从太平军手中收复苏州，加太子太保，赏穿黄马褂，这是最高的军功奖；1864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覆灭，皇帝封他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6]；1868年剿平捻军后，朝廷又将由于捻军曾一度冲破他的包围圈并威胁到京师而褫夺的他的那些荣誉衔赏还给他，并授协办大学士。[17]

到1870年，李鸿章已经成为疆臣领袖，但还并未到达他一生飞黄腾达的顶点，在此后的25年间，他成了清王朝的栋梁，因为他是中国事实上的外交大臣，中国北方所有陆海军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发展帝国工商业并实际上垄断了北方所有工商企业的主要企业家，还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顾问。不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美，没有几位政治家肩负过如此重大的责任，他堪与俾斯麦、格莱斯顿和伊藤博文相媲美。

李鸿章生平的这第三个时期开始于1870年，是年，在任直隶总督的同时，他开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负责上海以北所有条约口岸的对外通商事务。[18]正是通过这一职位，他得以跻身于中国外交界。1871年，他与日本谈判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条约，他是1871—1880年间与日本谈判琉球归属问题的中方首席代表，1874年日本派兵讨伐台湾（Formosa）时他还参与了台湾防务的筹划。70年代，他与英国人在烟台（chefoo）谈判解决了马嘉理案（the Margary case）（1876），并且劝告朝鲜与日本（1876）、美国（1882）及欧洲国家就通商事务进行谈判。80年代，李鸿章卷入了中法外交纷争和军事冲突中，这场冲突导致了1885年的中法战争；也是在这10年间，他试图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地位、恢复中国对朝鲜的控制，他干得很成功，1882年他与伊藤签订协定，遏止了日本的侵朝阴谋。1885年英国人占领巨文岛（Port Hamilton）后，李鸿章狡黠地利用英国人对俄国扩张的恐惧，成功地使其撤离了该岛。1886年，他建议与梵蒂冈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之为更加有效地控制中国基督教事务的手段，但是由于法国的干预而未获成功。1893年朝鲜局势恶化之时，又是李鸿章尽力压制着“主战派”（war party），使其没能轻举妄动，也是他就此事与日本谈判，1894年谈判破裂、战争爆发以后，又是李鸿章的陆海军与日军血战并被击败，当然大丢面子的也是李鸿章。[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