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2/6页）

自从第一次军事会议以来，他就避免和童贯见面。宣抚司设在雄州城里，统帅部设在城外到边境线的中心点，相距二十里，两人犹如参、商二星，难得碰面。万不得已与他碰了面，也是哼哼哈哈一阵，尽量少谈公事，不提任何建议和要求。宣抚使与都统制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事事都处在相反的地位上，只是表面上还保持客气，不至于撕破面皮而已。

是种师道之所非，非种师道之所是，爱种师道之所憎，憎种师道之所爱，这就是伐辽统帅童贯全部的六韬三略。而都统制种师道一向对于自己的爱憎是非，又是十分坚持，不愿任何人加以非议的。因此两人就不得不处在完全对立的地位中。

跟童贯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事情攸关到战局的成败、朝廷的利害，又不允许长此沉默。不得已而求其次，种师道去找了行军参谋刘鞈，阐明自己的见解，希望刘鞈向童贯转言。

刘鞈是童贯的亲信，是目前童贯智囊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是刘鞈在西军中有过长期的经历，与前任都统制刘仲武、后任都统制种师道都有相当深厚的交情。刘鞈不止一次地在种师道与童贯两人之间起过桥梁作用，经过他的细致委婉的工作，缓和和弥缝了两人间表面上的裂痕，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刘鞈是他种师道的战友，还是他的政敌，这个问题老是在种师道心里摇摆，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他去探访刘鞈时，刘鞈急忙丢下手里的公事，倒靸相迎，态度是殷勤的。

“到底有老交情，跟他可以谈谈，不比童贯那厮不可理喻。”一向在宣抚司受到冷遇的种师道被刘鞈的态度感动了，心里想道，就直率地提出“战抚兼施，以战为主”的策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转言。

“我公所见甚是，克敌之道，必须剿抚兼施，才能克奏肤功，缺一不可。”刘鞈稍稍停顿一下，考虑要用怎样的措辞才能巧妙地缓和他俩之间的矛盾，“刘某所见略同。只是宣抚一再宣称别有妙算。他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刘某也不甚了然。我公何不稍待数日，俟与宣抚一起去前线视察阵地时，根据实况，相机进言，庶可有济。”

单单从这些答话中还很难判断出刘鞈是敌是友，但他说不知道童贯的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分明是句遁词。再说他不肯立刻转言，还可能包含着缓兵之计，这就使得种师道的情绪激昂起来。

“兵家争胜负于俄顷之间，戎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今日有利于我者，明日未必不转而有利于敌，怎容得迁延耽搁、从容计议？”他带着一点激愤说下去，“我军远来，锐气方盛，人心向顺，正好乘势一战。不意宣抚司下了那道命令，恰似兜头一瓢冷水，寒了大家的心。近日又处分了杀敌有功的将士，赏罚颠倒，人心不服，挫辱士气，莫此为甚。如再因循苟且，旷日持久，到了那时，进退两难，悔之晚矣！”

刘鞈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闭起眼睛来摇头，然后苦笑一下。这个表情的含义是明白的，它表示：他刘鞈本人即使十分同意你种师道的见解，但是童贯的刚愎自用，却为你我所深知，你都统制尚且不能够说服他，我行军参谋又怎能以片词只语改变他的主张？

这个表情种师道也是十分熟悉的，它使他回忆起过去在西北共事时，刘鞈比较偏向他的立场。“老朋友也有他的苦衷，倒也不能见怪于他。”这时种师道已经在自己心里把刘鞈当作朋友了，代他找出理由来为他辩护。同时他也有满腹牢骚，要在朋友面前发泄。自从出师以来，种师道从未感到自己像今天这样软弱无能。他种师道从军四十多年，当他还是一个偏裨的时候，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就是一个赋有全权的偏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不会受到干扰。现在他身任都统制，正在进行一场赌博朝廷命运的战争，而人家偏偏把他放在无所作为的虚位上，一切事情做不得主，连说句话也得请人转达，这种情况，怎不令人气短！

“刘参谋，刘参谋！”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说，这时他对办好事情已经不抱希望，而只要求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种师道是这样一种人，看起来深沉不露，实际上却也不是槁木顽石，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有时是出乎意外的强烈的：“俺种某老矣！拼着这垂暮之身，报效朝廷，还有什么顾虑？但不忍看到童太尉的所作所为，隳坏大局，贻祸朝廷。你刘参谋千万看在官家面上，相机转圜才是。”

这话显然说得重了，刘鞈知道他这番话是带着自己的感触和强烈的不满而发的。凭他们相处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要在童贯和种师道这两个都是刚愎自用的长官之间调停、弥缝，确是非常困难。而命运偏偏要把自己放在他俩之间，过去在西北如此，现在到河北来又是如此。他刘鞈今年活到五十五岁，已经长着满头白发，他的一生，忙忙碌碌，恓恓惶惶，似乎只是要做好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他记起了他的前辈范纯仁，一生都处在两党的夹缝里，被人称为“头白调停范纯仁”。他自己不幸也落到这样的命运，真是十分可悲。

作为一个调停者的为难之处，是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是非”和“利害”之间的矛盾。他常常承认种师道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富有经验，符合常识的要求，而且思虑周密，各方面都能兼筹并顾。可是童贯却代表着一种可以左右许多人命运的势力，童贯所拥有的这种势力自从他与王黼合作以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对于刘鞈的仕宦生活和一生奋斗的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种师道所代表的理智和常识与童贯所代表的权势对他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他选择了是非，就难免要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两全的办法。因而，每当他俩发生纠葛，需要他出面来调停，有时又不允许他模棱两可，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时，他就不能不同时考虑着这两种因素而发生剧烈的内心冲突。

是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堂堂正正的人呢，还是做一个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官儿？这也是刘鞈心里常在摇摆着的问题，这个矛盾似乎也是不能调停的。

其实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蔡京就比他聪明得多，一语道破真相：“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两者不可兼得。能做出这样的承认，事情就好办得多，只消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好，比如他刘鞈无论在做官或做人这两方面都比不上蔡京聪明，却偏要掩盖这个事实，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已经找到调停的途径，认为理性和权势之间的矛盾、做人与做官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有时含含糊糊地就想把它们混过去。可是顽固的种师道偏偏又不肯含糊了事，一定要把他放在炉子中烤炙，逼得他非要在两者之间明白表态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