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朝察举之复兴及其士族化

南朝宋、齐、梁、陈的察举与学校入仕制度，较之魏晋，明显处于一个转折时期。魏晋之时，察举与学校制度在整个选官体系之中的地位与作用，总的来说是在不断地下降，时至东晋，已进入了一个最为低落的时期。而到了南朝时期，察举与学校入仕之途却又有了较明显的复兴趋势。我们看到，专制君主在振兴察举与学校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同时这些采用策试的入仕途径，却又为士族独占而士族化了。下面我们就对之加以叙述。(1)

一、察举与学校的复兴

刘宋王朝建立之后，专制君主就明显表现出对察举取士的关切与重视。东晋安帝义熙时，掌握了军政实权的刘裕就及时着手恢复了秀孝策试制度。《宋书·武帝纪》晋安帝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刘裕称帝后，又亲策秀孝。同书《武帝纪》刘宋永初二年二月：“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所对称旨，并以为著作佐郎。”

又据《宋书·孝武帝纪》，孝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下诏整饬察举：“四方秀孝，非才勿举，献答允值，即就铨擢。若止无可采，犹赐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虚窃荣荐，遣还田里，加以禁锢。”又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孝建三年，“二月辛未，策孝秀于东堂”，大明六年春正月，“策秀士、孝子于中堂”。同书同卷又记少帝景和元年初，“诏天下秀孝，随才擢用”。《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记刘宋察举：“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南齐书·谢超宗传》记宋明帝泰始三年，“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遂成秀才策试之一代新制。时至南齐，君主亦常亲临策试。《南齐书·武帝纪》永明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幸中堂策秀才”；《东昏侯纪》：“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诏研策秀孝，考课百司。”由此可见，南朝前期君主在复兴察举之上，就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积极的态度。

通过恢复策试、严格制度、更革程式以至亲临策试擢第等措施，秀孝察举呈现复兴趋势。这首先就反映在此期所见于史传的秀孝明显增加之上。刘宋之秀孝，我统计所得为51例(包括举而不就者，下同)；萧齐之秀孝，亦达23例。这与东晋得举者之寂落寡少，形成了对比。

为了对见于吏传之秀孝的数量变化有一较为直观简明的印象，下面将曹魏、两晋及南朝各代之秀孝规模变化化为指数，列表以为辅助说明。由于各王朝持续时间长短不一，各代史书篇幅亦简繁大异，这里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将各代之秀孝见于“正史”者，除以王朝之持续时间，及相应“正史”之卷数，即：

由于《魏志》、《梁书》、《陈书》均无《志》，故《晋书》、《宋书》及《南齐书》之《志》之卷数亦不计入。《晋书》除去《志》部分，余110卷，西晋作50卷计，东晋作60卷计。《南史》卷数不计。然后将所除得之数，以曹魏为基准指数1，列出各代秀孝之比例指数如表10—1(见下页)：

表10—1

由此表可见，由曹魏进入西晋，察举规模指数有明显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君主对它的重视，另外也是由于三国分立结束而进入统一时期，疆域人口增加，一大批蜀吴士人进入察举一途所致。但察举数量增加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察举地位及作用在实际上已经下降的事实，因此一入东晋，察举比例指数便由西晋之1.65骤跌至东晋之0.19，仅及西晋之八九分之一。至刘宋、萧齐之时，虽然仍是半壁江山，察举指数却明显回升，至齐达到了1.02，已回复到了曹魏的水平。至梁、陈这一指数又有下降，但这是因为梁代以国学明经策试入仕已相当兴盛，吸引了相当一批士人转入此途所致。但察举与学校入仕本具有相近的特点，所以这一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察举的再次低落；此后对之还要详加讨论。总之，上述察举指数变化，可以印证南朝察举确实处于复兴之中。

同时，南朝学校亦在复兴之中。宋武帝永初三年下诏兴学，因其数月后去世未果，文帝元嘉十九年又诏立学，国学因而复立。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己卯，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见《宋书·文帝纪》)。但元嘉二十七年因北魏来侵，学校又罢。据《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八月又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但据《南齐书·百官志》，孝武帝“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则大明五年立学，或立而又废，或欲立未果。南齐高帝萧道成即位之后，先后有刘善明、王逡之、崔祖思等请兴学校；建元四年，国学复立。但南齐惯例，是先帝去世、太子登极则废学，故国学因之三废三立(其事详见《南齐书·礼志》)。齐高帝建元四年立学，有生150人；齐武帝永明三年立学，有生200人。

南朝君主又经常扶植著名学者的学馆，使之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在官学废置之时，这些学馆就担负了“陶奖童蒙”的任务。宋武帝刘裕曾为名儒周续之立馆东郭。宋文帝元嘉中先后使何尚之立玄学。雷次宗立儒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台之四馆。四馆生徒，今考得萧道成、萧道度为儒学生(《南齐书·高帝纪》及《衡阳王萧道度传》)；山谦之，为史学生(《宋书·礼志》)。齐时有刘 之馆、吴苞之馆、伏曼容之馆、何佟之之馆等。

至梁武帝立五馆、复国学，学校转盛。《南史·儒林传序》记叙江左儒学变迁：

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又选学生遣就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燕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梁代学校，五馆合计有生千余，国学有生三百余，虽不能与两汉魏晋相比，却是江左的最盛之时。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策试入仕，在此时再次成为重要的入仕途径。刘宋之国子生，只考得崔慧景、虞愿2人。萧齐之国子生，则考得蔡撙、徐勉等13人；时又有记为“太学生”者八九人，我认为他们实际上都属于国子生，其考辨详见本章附录《南朝“二学”考》。他们之中，有7人史传明记为经明经策试入仕为官，另外3人之起家官，估计也是由策试而来的。梁代国子生考得29人，其中有21人，史传明记为学校策试入仕；另外6人之起家官，估计也是由学校策试而来。梁代还有“太学生”纪少瑜、徐之才起家学校；岑之敬等7人，在学校之外得预明经策试而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