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一切成灰（第3/4页）

农民们挨饿的时候，汤将军却在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他的地盘位于顾家兄弟在战争时期统管的上海地区的上游。顾家兄弟当时在杜月笙去重庆避难之际，受托代为掌管杜的领地。这样一来，汤恩伯就有机会在青帮下游地区购买日本的违禁消费品，然后用美国援助中国的卡车运到包括重庆在内的内地城市，到黑市上出售。从顾家兄弟那里买不到的，他就直接用美国援华物资跟日本人换。他还贩卖瑞士手表、法国香水和英国毛纺织品，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然后卖给内地的烟厂，鸦片则卖给青帮。仅这些还不够，汤恩伯还克扣军饷，不给士兵们足够的配给，把本应发放给士兵们的美国援华装备拿去卖掉。他手下军队的花名册有1/3都是徒有虚名，这样他便可以冒领空头军饷。

1944年日本人发动“一号行动”后，汤将军只身离开前线，他手下的军队在惊慌失措之余，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参谋军官们丢下士兵不管，征用了手中的800辆卡车中的600辆，把妻儿老小、金银细软等能带走的全都装上卡车，仓皇逃窜。为了弄口吃的，那些被遗弃的步兵跑到农民家里抢他们赖以生存的耕牛。盛怒之下的农民们拿起木叉奋起反击，结果把5万士兵给缴了械。

作为奖赏，汤恩伯被任命为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下辖14个美械师。抗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又得了一个肥差，到长江上海段一带去解除日军武装，接受日本投降。任务完成后，他受命把所有的日军士兵和平民从上海港遣返回国。汤恩伯把20名日军高级指挥官召集到一起，发表了一番令人感动的告别赠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辅佐。两国人民亦同种同文，合则共存，分则俱亡。8年血战，两败俱伤。忆往昔之苦难，非拥泣不足以慰吾兄弟之悲痛。而今刀枪入库，送君还乡，他日定携玉帛以迎还。

河南省的老百姓如果能听到如此感情充沛的讲话，他们心里一定会觉得热乎乎的。

委员长对汤恩伯的表现非常满意，战后再次对他进行嘉奖，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顾家兄弟所在的上海也在他的辖区内），地位仅次于另一位名声响亮的军界领袖、发动“皖南事变”的英雄顾祝同将军。一位历史学家给他下了一个温和的评语：“汤恩伯是国民党中名声最不好的军人之一。”

每个人都捞到了不少好处。截至抗战胜利日那天，中国至少在账面上拥有600万盎司的黄金及9亿多美元的资金储备。尽管储备了如此数量的硬通货和黄金，“院外援华集团”[3]仍在极力游说，因此外国援助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1945—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向中国运送了价值6.85亿美元的货物、食品、衣物和装备。此外，子文在进出口银行的那些老朋友们还给了他8 300万美元的贷款，加拿大也拨给了他6 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宋子文坚持要求这些外国援助物资全部应由中国人管理。1944年蒋介石就曾玩过这一招，现在他这么做自然也无不可。令人费解的是，各个提供贷款的机构竟然都同意了他的要求。尽管当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的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说在抗战结束时，宋子文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在很多全球最大的公司中都持有巨额股份，他还能找到很多办法从这些公司购买军用物资。费利克斯·格林引用子文的一位朋友的话说，截至1944年，子文单是在美国就拥有4 700万美元的财富。在1953年的一次采访中，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层人士就曾反问道：“宋子文在你们通用汽车公司拥有控制股权，不是吗？”当被告知说，美国官方一般认为那是杜邦公司，而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这位外交部官员厉声说道：“他们有很多办法掩盖所有权，不是吗？”

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子文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中国国家善后救济总署（CNRRA）来监督联合国救援物资的发放工作。他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商量好，救援物资到了中国码头后，这两个机构就不再插手了。（在其他国家，联合国官员负责监督整个发放过程，以便确保这些物品得到合理的分配。）卸下货物的大部分码头，存放货物的大部分仓库，以及负责运输这些货物的大部分公司（包括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都归杜月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徇私舞弊而提前做好的局。

所有的救援物资抵达中国后，立即被转入黑市渠道。美国红十字会捐助的血浆竟被以25美元一品脱[4]的价格在上海的各家药店销售。美国海军海岸巡逻队发现后，把剩下的3 500箱血浆从上海的一家仓库里收走了。

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向中国发放了贷款，并满足了子文那不合规定的要求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现自己还要支付这些物资的海运、装卸、存储和陆运等方面的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子文把上述这一切的“管理”单据交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计人员发现这个数目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9亿美元。

1927年，蒋介石和杜月笙曾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从上海商人手中敲诈了数百万美元。现在，蒋介石又利用人们对共产党执政的无知，从美国人手里攫取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他对无知的利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导致中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达到了惊人的11 000 000∶1的比率。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又开始偷偷准备发行一种新的以黄金为支撑的新钞，即所谓的“金圆券”。按照计划，政府号召所有中国人用手中那些已经失去信誉的旧版法币及个人拥有的黄金和白银来兑换新版钞票，这些黄金和白银以后可以按照政府自己制定的兑换率赎回。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骗局，它意味着那些好不容易在战争中把黄金和白银保存下来的人将按照荒唐的兑换率把手中的金银兑换成价值可疑的新版钞票。凡是在中国做过几天小店老板的人都能识破这个骗局，但人们别无其他选择。

谁要是知道货币改革的具体日期，谁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对这场大规模骗局来说，著名的“黄金丑闻”不过是一场热身运动而已。这一次，把秘密消息泄露出去的是宋子文本人。

很显然，子文对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些军官（仅在上海就有293人）做了提醒，让他们在实行改革之前从银行里把黄金提走。不妙的是，其中某个人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上海立即陷入恐慌之中，数百位大客户跑到银行里提取黄金现货，其他一些合法的客户也从政府手里提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私人黄金。恐慌还蔓延到了其他城市，委员长发火了，他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这一次，他彻底受够了宋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