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枪对着鼓：帝国主义遇上狂热聚会（第2/2页）

像在欧洲一样，有团体仪式的场合，就有不同的文化相互竞争，可马洛夫称之为“文化擂台”，在场的人就算没有真的动粗，也会出言侮辱与威胁彼此。被殖民者会嘲笑欧洲来的侵略者，欧洲人也常怀疑他们在酝酿武装抗争。原住民会被基督教的教义吸引，但排斥基督教的崇拜方式。十九世纪非洲科萨族（Xhosa）的祭司莱雷（Nxele）一开始很喜欢基督教，但后来认为，正确的崇拜方式“不是一整天唱着圣歌，脸对着地板或前面的人祷告，而应该是跳舞、享受生活、做爱，这样黑人才会越来越多，占据整个地球”。[17]欧洲人这边则是“全力挑战团体仪式”，[18]以消灭传统仪式的多寡来判断“文明化”的成果。南非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布罗德本特（S.Broadbent）1865年写道：“我很高兴，茨瓦纳族的习俗和典礼日渐衰退。当地人还会进行一些舞蹈仪式，但我会过去阻止，还要对着那些愿意听的人传教。”[19]据说，南非纳马族（Namaqua）改信基督教的人“已经放弃跳舞了”。[20]

有些欧洲人留意到，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消灭传统仪式，就像他们打压自己人的嘉年华与庆典活动。先前提到，他们倾向将“新世界的野人”等同于“旧世界的低下阶层”，也留意到欧洲的嘉年华与遥远地区的狂热仪式的相似处。循着这个对比，消灭嘉年华与部落仪式的动机就很清楚。欧洲人反对内地的团体娱乐，目的是要将工作伦理植入工人阶级，体力应该用来生产，不该“浪费”在庆典中。同样地，欧洲的殖民者感到不可思议：原住民外表懒散，却把精力都投注在迷信的宗教活动上。殖民者非常不满原住民轻松的生活步调，于是把清新怡人的花花草草都铲掉。英国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从十九世纪英国的标准看来，绝对是个自由派，但他竟然建议砍掉马来群岛的面包树，这样才能逼岛上居民学着努力工作。[21]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则是被西印度的南瓜激怒：“在那里，靠着阳光土壤，每个黑人一天工作半小时就有这么多南瓜可以吃，就能养活自己。所以他们不努力工作，整天杵着发呆。”[22]没了这些削弱心志的植物，教会才能解救当地人。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国传教士也说：“在非洲，雇主遇到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当地劳工个性不稳定，行为又不检点。基督的教诲和工业训练有助移除恶习。”[23]

不过，相较于对付自己人，欧洲人打击殖民地的文化还是严重得多。在欧洲大陆，精英分子反省到，自己打压的人，包括农夫、劳工和工匠，都是基督徒。随着社会演进，共同体的感觉慢慢出现。但“野人”就不一样，他们的肤色、脸部特征都跟欧洲人不同，加上奇怪的信仰和习俗，根本就是“他者”。有时欧洲人甚至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人。在大洋洲开垦的英国人就觉得，次大陆的原住民“跟猴子是同一类的物种”，就算勉强看成是人类，也一定是“最接近猴子或大猩猩的人种”。[24]十九世纪初瑞士比较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认为：“黑人……显然比较接近猴子。这个族群的各个分支一定都会有野蛮人的性格。”[25]这种态度合理化种族灭绝的行为，仿佛是无关紧要的举手之劳。西班牙的征服者写道：“那一百个拿着武器的印第安人，在我看来就像手掌中的苍蝇一样。”[26]还有个流亡海外的英国拓荒者吹嘘说：“对塔斯马尼亚人开枪就像射杀一群麻雀一样。”[27]

在欧洲大陆，随着宗教改革发起的社会革新，目的不是要消灭参加庆典的人，而是庆典本身。当时欧洲政治经济环境的主要发展，其一是专制王权的兴起，接着是工业化，低下阶层的人民在这两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些人从军，成为国王麾下大军的一员，其他人则成为制造业大厂的工人。他们注定要接受严格训练，但不一定会丢掉小命。但被殖民者的命运就不同了，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毫不掩饰地进行大屠杀。美国作家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写道：“那是一股单一的冲动，延续了数个世纪，打算要毁灭整个星球。”[28]相较于欧洲的工人，南美洲、加勒比海等殖民地的奴隶只能做到死，接着再换另一批人上来顶替。在某些情况下，殖民者与征服者甚至不屑用原住民当劳工，举例来说，在大洋洲和美国西部，“文明”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消灭了多少原住民。英国作家马克·卡克（Mark Cock-er）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提到，四百年以来，在欧洲帝国主义肆虐下，估计有五千万人丧生，相较于二十世纪各个种族灭绝的惨剧，这是很惊人的数字。[29]

在这样的脉络下，到哪里都跟着征服者的传教士，便以一种自以为高贵又善良的姿态出现。他们相信原住民的灵魂需要救赎，也就是间接承认对方也是人类。有的英国传教士反对人口交易，也有人更直接反对奴隶制。大洋洲的传教士会抗议殖民者强暴与屠杀原住民。南美洲的殖民当局认为传教士会太过保护改信基督的印第安人，因而在十八世纪后期把传教士都驱逐出境。传教士认为，世俗政权有时和教会唱反调（尤其是针对美国的黑奴），是深怕奴隶会记得基督的教诲，相信人人都可得到拯救。十八世纪中期教会复兴之前，北美许多蓄奴者强烈反对奴隶改信基督教，如果奴隶去参加礼拜或私下祷告，就会被鞭打。[30]奴隶主甚至只让奴隶相信“改编”过的教义，如同这份为北美奴隶制作的教义问答：

问：上帝为何造你？

答：耕作。

问：“不可奸淫”的意思是什么？

答：服侍我们天上的父，地上的主人，服从我们的工头，不偷任何东西。[31]

另一方面，世俗政权不努力阻止异教徒的团体仪式，传教士也会生气。在牙买加与巴西，蓄奴者允许奴隶晚上在空地跳舞，满足他们的需求，让他们尽情从事“猥亵行为”，好让他们繁衍。[32]在印度，英国殖民者一开始不让传教士入境，怕传教士会对付印度教，以至于威胁到社会稳定与帝国的利益。[33]

但是，综观殖民主义在全球各地造成的影响，令人意外的是，殖民者和传教士的作为毫无二致，前者剥削各地的人民、土地、资源，后者“只有”摧毁他们的文化。[34]某位英国传教人士主张：“帝国主义与宗教脱不了关系。我们需要包含基督教义的帝国主义和商业精神。我们也需要强调扩张、重视经济的基督教。”[35]蓄奴者和殖民当局或许根本不在乎奴隶崇拜哪一个神，他们担心的是这些仪式所引发与代表的集体力量。可马洛夫写道：“欧洲人极为讨厌的舞蹈仪式，不只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情色意味，还有当中呈现的团体活力。”这种活力会直接挑战白人剥削者的地位。[36]虽然传教士并不关心同胞的利益，但部落仪式所蕴含的团结力量，也让他们体会到剥削者有多惊慌。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到南非传教时，充满热情地写道：“我要努力削弱部落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注入清新、振奋人心又健全的竞争精神。”[37]（传教士与殖民者的关系很复杂，往往处于敌对状态，详见Elizabeth El-bourne,Word Made Flesh:Christianity,Modernity,and Cultural Colonial-ism in the Work of Jean and John Comaroff,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8(2)，April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