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第2/5页）

1931年秋天，梁思永转战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地。此处遗址，是考古学家吴金鼎1928年途经城子崖意外发现的。他在断崖横面上找到一些陶片，并在随后的实地勘察中，发现了更多黑亮的陶片与石器、骨器。城子崖遗址的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经梁思永提出，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此次发掘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做试验；第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文化。”（《城子崖序》）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今日，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当时的创见。一本命名为《城子崖》的大型田野报告，1941年以梁思永、董作宾的共同署名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1932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工地野外发掘时突发疾病。开始只当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他在工地上来回奔波，不能稍离，病情未及时控制，高烧几日，遂转成烈性肋膜炎。等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时，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黏液。经加量用药和多方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仍在梁思永的病床前日夜守护。直到年底梁思永才渐渐好转，但病灶却从此蛰伏在那个寒冷的早春。

梁思永（左）与梁思成在考古工地。

1935年，夏鼐曾跟随梁思永参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他回忆说：

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2

梁思永主持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他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尹达后来评价道：“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象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曾写道，“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3

1935年，梁思永（右）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左）。

战争爆发后，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李济受教育部委托，调查故宫文物迁运情况。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自南京转长沙，再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一路上，最犯愁的是历次考古发掘的物品。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梁思永领着史语所同人，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每次转移，梁思永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地押运到目的地。到达昆明后，青年研究人员劳榦、陈述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但旅途劳顿并未换来长久的清静。1940年10月底，为摆脱敌机轰炸，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梁思永一家，租赁李庄镇羊街八号罗南陔家暂居。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江边。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那情景颇像他创立的田野工作站制度。2003年，我从当年的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老人处，了解了当年的情景：

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人称“小孟尝”。听说梁思永身体不好，父亲诚恳相邀：“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满意？”梁思永遂住进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博院主任李济的一家，他父亲是词人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号“植兰书屋”，院子的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二三百盆兰花，清幽清幽的，空气好，正适合梁思永养病。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羊街8号院内。

我父亲留了一间屋自己住。好管理兰花。我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其余腾给了梁思永。书房里两边是窗，一边是张老式书桌，可作办公，一边是张老式梳妆台可供梁师母梳洗化妆用。中间一张老式大床，一壁一个空着的大书架，可放上千册的书。一边是一个旧式的食品柜和大衣橱。梁思永一家很满意这个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