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6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第3/6页）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所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学家举行了一场独特的"脑力冲锋"，主题就是探讨戈尔巴乔夫政治失败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错误地安排工作的重点。多伦多的学者在总结分析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间，他的经济政策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特点。尽管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他仍坚持老生常谈的宏观经济战略，即将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进行技术现代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机械制造、化工、电子工业、能源设施建设等重工业部门仍发挥关键性作用。后来实行的'半公开性'进程并未达到与人民对话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恶。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他拉开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党和政府陷人瘫痪状态，使党的先锋队体制处于全面危机。后来将用于工业现代化的资源转向生产日用消费品，但为时已晚，根本无法改变日用消费品严重匿乏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人们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没有建立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人民的机制。在苏联政权体系中，党一直是'苏联'这个大公司的董事会，党还像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和工会的领导。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在解决经济混乱和非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时，如果没有党的积极参与，那么苏联经济只能陷人困境。"我认为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半的时候提出来的。

"民主改革"操之过急 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社会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俄罗斯一些极端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学者企图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诞理论著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写道："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出现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产生是试图将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拉回到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本质在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生活方式和高层领导所希望的社会进化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从上至下地强加给国家和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建立一个脱离党组织并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权力机构，由此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改革，实际上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要求赋予'总统制'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一种类似于斯大林的领袖独裁制的权力体系。"我认为，将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的政权目标、性质和体制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我也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某些学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萨普雷金、特鲁什科夫和沙巴诺夫等，他们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政变"。这些学者认为："领导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最高领导层，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基层中有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比克宁和扎格拉金等人。"这一新生的反革命运动的基础和"摧毁社会主义的冲击力"正是依靠从事影子经济的投机者、腐败的官僚阶层、外交部机关、苏共中央中"从事与西方有关"的国际部门、以个体户和合资经营者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罗斯人"、大城市中的边缘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中的无业游民。此外，反革命运动还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别是矿工，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当高，它还依赖部分从事创作的精英、大众传媒机构、各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对低收人不满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社会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强大的反对派，怎么还能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某种"超权力"体系，他的目标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些目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愿望，甚至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清晰地描述它们，这是我在1989~1990年与他们多次交谈中体会到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力机关，当我被选举为苏共中央委员并开始在老广场的办公楼里工作时，党的各级机关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它们只是随着惯性在徒劳地工作。苏联总统办公厅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未被改组，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实权。戈尔巴乔夫建立的不是"超权力"，而是"无权力"体制，这个权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还没有任何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填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带着困惑观察着国家和党内发生的一切，回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问题。1990年夏，苏联著名的文化活动家维利切克在《电影艺术》杂志中曾指出："戈尔巴乔夫是否明白，他打开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过，过去那个在没有自由民主条件下的反自然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后，却没有进人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人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对立面。是否存在危险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许多社会学家确信，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国家必须经受动荡和混乱。这些社会学家还认为，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倾向的党员思想所束缚，而现在他明白了，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一切是客观和合理的，他的历史使命在于利用一切战术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由此产生了一种怪论，似乎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这是用谎言编织的神话，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他的改革纲领是不现实的中派主义和妥协的，是模棱两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尔巴乔夫行动上的优柔寡断，这一切导致改革丧失时机和主动，产生危险的权力真空、离心倾向和破坏倾向。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把握主动权，那么他将带领国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联邦制国家，而是走向国家的解体、暴民统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专制" 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具备这种主动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苏联解体实际上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