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6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第4/6页）

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的薄弱性 在苏联意识形态一直是社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规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据：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因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和私有财产的新观念。但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戈尔巴乔夫曾掌握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就此停滞不前，并从未想过再将其发扬光大。对于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国家建设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理论，戈尔巴乔夫都是略知皮毛。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和要求，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新的思想。在其《改革和新思维》的书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思维，更别说是新概念了。戈尔巴乔夫多次指出，到1985年时，苏联的发展已经完全远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须使1917年之后被孤立的苏联与世界重新融合，共同组成国际社会的新秩序。他还号召苏联公民"按照国际法和文明世界的准则"行事，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空洞的、抽象的无稽之谈。它们就像2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是错误和危险的。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应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西方专家有一段时间曾对这些提法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苏联领导人玩的"花招"。后来他们又惊奇地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实"，但这不是赞美之辞，而是对其如此幼稚感到惊奇。即使是西方最乐观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严格地说来对于传统的苏联理论学说没有进行任何革新。他只是向这种政治注人了新的声音、温和主义和理智，同时他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供讨论。然而接下来该如何做呢？在1987~1988年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专家对该问题予以回答。一些悲观的西方学者当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旧商品如果经常以"新的"和"完善的"来广而告之，那么就不愁没有销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事件不仅令西方国家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如何解释苏联的突然临阵退缩？其背后是否有隐情？对此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今后还会发生什么？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波尔·马兰茨在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之后曾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不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那样明确。他说："这些前苏联领导人都已经离开国际舞台多年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他上演的还是第二幕。"然而，这第一幕也是最后的一幕：苏联解体了。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却有一个以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为首的固定的"意识形态参谋部"，而戈尔巴乔夫的身边就没有这样的智囊团，也没有任何"总思想家"。在1987年年中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局的领导人是叶戈尔·利加乔夫领导，到了1987年下半年，利加乔夫作为政治局委员又负责领导农业部的工作，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由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分管。但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常产生矛盾。1988年末，戈尔巴乔夫分工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于是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1988年9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之后，由他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他是品行端正和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作为学者型的领导则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从专业上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是当时在国内已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浪潮，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都无法控制。如果我们相信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描述，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权威便是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后来成为哲学副博士，她的副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村中的一些社会变化。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无所作为引起了苏共各级领导的不满，同时也令西方一些思想深刻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则感到不解，甚至是担忧。罗伯特·希埃尔在自己的书中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他要完成许多具体任务，他还面临许多没有具体答案的问题。"迄今为止，许多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还是没有理出头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许多陈旧的观念，已无法跟上时代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生活本身并不像电影《赤色》所展示的那样，它要复杂和愚蠢得多。这位苏联新的领袖怎样用新的劳动道德准则取代原有的模式呢？公开性对于作家来说，就像是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那样爽快，而对于那些排着队来买真正的伏特加酒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使他们感到压抑气愤。这些人对戈尔巴乔夫禁酒的愤怒甚至比对得知斯大林的不光彩历史或者是高层腐败的愤怒要严重得多。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克格勃反对、军队得过且过、社会抗议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退缩了。没有人会比戈尔巴乔夫更清楚，事情走得太远了。他承认说，他必须领导一个已经接近于无法控制的社会。那些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失去特权和权力的人会站出来说话吗？没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的诚心，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说的，社会局势变得异常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切进行得有意义吗？"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担任苏联这样非同寻常的国家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不要说解决苏联的众多问题，他甚至连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都是力不从心。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软弱无能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国在科技领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领导干部队伍，在其他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富有经验和学识的领导人才，但惟独在政治领域领导人才寥寥无几。就政治能力、知识水平和意志品质方面的整体水平来说，斯大林时期的领导队伍已经弱于列宁时期，这种退步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依然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周围已没有像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样的70年代国家政治领导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常常新任命的领导，他们比被撤的领导更无能，但更听话。即便是这样的领导，他们上任不久也会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