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哈巴什

乔治·哈巴什于1926年8月2日出生在莱达（特拉维夫东南15公里）的一个原籍为希腊的东正教家庭。1948年，为了确保对连接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道路的战略控制，以色列军队清除了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居民，对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驱赶。哈巴什和他的家人逃亡到贝鲁特，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就读于美国医科大学，并于1951年取得小儿科专业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是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67年，从其巴勒斯坦分部诞生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他成为了总书记。哈巴什拒绝承认以色列国，主张在反对犹太国的战斗中进行武装斗争。很多年来，他成了所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激进反对派的后盾，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1975—1976年的黎巴嫩内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2年，他在突尼斯得了脑溢血被送往巴黎治疗。同年10月，宣布因健康原因退出政坛。2008年1月26日，在约旦的安曼去世。

我面前的这个人是曾经在欧洲发生的大部分谋杀事件的元凶。在雅典的以色列航空公司里，一枚炸弹炸死了一名12岁的男孩。慕尼黑机场的交火使一位旅客丧生，其他那些奄奄一息的旅客被送进了医院，一位空中小姐腹中三弹。汉堡犹太教堂里的一桶汽油烧死了七名可怜的老人。一个被藏在从法兰克福起飞的一架快帆式飞机行李架上的装置在空中爆炸，仅仅出于奇迹，飞机才得以返航并安全降落。而另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却未能幸免，它爆炸后坠落在德廷根森林里，47名受害者粉身碎骨。来自不同国家的这47个老百姓，他们的过错就是去特拉维夫。这是最卑劣的事件。它是如此卑劣，以至于人民阵线在通过他们在贝鲁特和安曼的发言人表示对此负责以后又否认说：“不是我们干的。”还有，邮包里放炸弹，到伦敦商店里纵火，在大马士革、阿尔及尔和科威特劫机，更不用说菲乌米奇诺的大屠杀。连巴勒斯坦联合指挥部也称这些事件为“应该受到谴责的罪行”。法塔赫的智囊，阿布·洛蒂夫以厌恶的口吻评论道：“这不是战争，是野兽的行径，是胡闹。但是您是否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

我还没有问过，而这个问题就在我嘴边，同时我还有一番话要讲。我要讲的是：我是来了解你们的，试图通过弄清我的疑问来了解你们。我到过你们的阵线，到过你们的游击队战士中间，倾听过他们的诉说。我尊敬他们就像尊敬那些为了一个理想或为了争取某种权利而战斗的人一样。我接近过他们的领导人，我询问过他们。当他们明智地、老实地讲话时，我钦佩他们。我曾经为宣传你们和你们的立场作过贡献，但是现在我感到泄气。我自问，如果你们使用某种卑劣手段袭击我们，那么尊敬你们，有时钦佩你们，在一切场合宣传你们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我们中间也有扔炸弹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炸弹扔到你们家里去，我们也没有把他们看做英雄，而是看做杀人犯，把他们抓起来进行审讯，投入监狱。而你们把同样的事情看做英雄事迹，要求我们理解你们，与你们同谋。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当我们在欧洲打仗时，难道我们在你们的火车里放了炸弹，把爆炸装置放在你们的邮包里，放火烧毁你们的集市，向你们的儿童开枪，然后要求你们谅解和合谋吗？只有你们在中立国家里如此为所欲为，而像越共这样的组织从未想过要干这类事。我们还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既然说开了就把它彻底说清楚。在行李里放一颗定时炸弹以便使飞机坠落不需要任何勇气；纵火焚烧穷苦老人收容所，破坏住满了病人的医院里的供氧设备也不需要任何勇气；把两个装满炸药的果酱瓶拿到一个超级市场里去也不需要任何勇气。诸如此类的事在世界任何角落，包括在以色列，都可能发生。可是，攻打一个兵营和一支摩托化部队，或面对一挺向你瞄准的机关枪就需要勇气。像许多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那样的真正的战士越过布雷区，与装甲车和幻影式飞机作战也需要勇气。但是通过设陷阱和搞欺骗来残杀手无寸铁的人，并把矛头指向不能自卫的人，这算得上是战士和好汉吗？

此人知道我去找他主要是为了向他提出这些问题，并指责他。他以坚定和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似乎在说：“我准备好了，开枪吧。”他的眼睛下面是疲惫的双颊，满脸胡须同头发一样灰白，不知有多少天没有修刮了。他留平头，两鬓灰白，身体健壮结实，长着摔跤手的宽肩膀。看起来他不修边幅：穿着没有裤线的长裤，套头的毛衣，蓝帆布上衣。他不像个阿拉伯人，你会说他像个意大利北方人，一个冶金工人或小工。他的每一个举止都带着极大的忧郁和尊严。因此当你细看他时，一种无法抑制的同情心会向你袭来。我不希望产生这样的情绪，我克制着。但是这种同情心的强烈简直无法自制，只是感到恼火和震惊。看来凡是遇见过乔治·哈巴什大夫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这个阵线以恐怖手段与以色列战斗。我称哈巴什为“大夫”，因为他在屠杀人们以前拯救过他们，是一名医生。他不是一个以经济标准来对待病人的医生，而是一个会为病人的死感到伤心的医生。他曾开设过诊所，与一群拿撒勒的修女一起工作。诊所设在安曼，收容的大部分是儿童，因为他是儿科专家。除了儿童外，诊所还接纳那些连一片阿司匹林也买不起的穷人、老人和被遗弃的人。因为哈巴什大夫不仅不收费，而且给病人买药，当他们病好以后还塞给他们一小卷纸币。“拿着，到市场上去买双鞋，买身衣服。”他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就这样他把家产花尽。他从来不为自己花一分钱，只在旧衣服上套一件消了毒的白大褂。诊所就是他的家，他睡在一张靠近病房的行军床上。总而言之，是一个施魏策尔医生[1]。但是施魏策尔医生有时候要发火，并且很严厉；而他却总是和蔼、体贴、宽容。他不是穆斯林，而是正统的基督教徒，信奉“甘愿再受侮辱”的法则。在他的行军床头挂了一个十字架。一天，诊所突然关闭。他让病人们去找别的医生，让修女们另找医院。哈巴什大夫失踪了。“他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了？”他到了巴勒斯坦突击队那里，去领导他信仰的唯一事业：冷酷无情的报复。

那是1967年，从那一天起，他为他的新信仰作出了一切牺牲：甚至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美貌的妻子和他长期居住的舒适的家。现在他隐藏起来，只是晚上在保镖的护卫下才出门。他的妻子基本上居住在埃及，在那里攻读心理学。她在埃及经常得到需要求助于心理学才能理解的消息：乔治炸了一家百货商店，一所医院，一架飞机；乔治隐藏起来了，因为以色列入要像绑架艾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