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

维利·勃兰特，又名赫伯特·恩斯特·卡尔·弗拉姆，于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吕贝克。1957年至1966年任柏林市长，1966年至196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年至1974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他是众议员，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人物。1964年至1987年，任该党主席。他倡导的所谓东方政策使他在国际上名声大震，该政策旨在缓和与东方国家的关系。1971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至1992年他是社会国际的主席，1979年至1983年，为欧洲议会议员。1990年，召开了统一后的第一次联合联邦议会，实现了他终生的梦想。1992年10月8日，在温克尔因病去世。

历史将会判断维利·勃兰特究竟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和要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位领袖，他是西欧战后一位极不平凡的大人物。他多年领导着一个新德国，这个德国再也不引起仇恨和恐惧，相反却使别的国家感到羡慕。勃兰特有许多功劳，其中最大的就是使我们懂得德国并不意味着希特勒。他本人从14岁起就“用文字和拳头”反对希特勒。他写文章反对纳粹分子，与纳粹分子搏斗，躲过了纳粹分子的追捕，逃亡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在那里继续进行斗争。做到这一点的德国人并不多。显然，不应该由他去华沙在第三帝国屠杀的犹太人的墓前下跪，不应该由他去耶路撒冷朗诵请求宽恕的圣诗，但他这样做了。在我看来，就其重要性来说，这一行动并不亚于他的“新东方政策”，不亚于他的欧洲主义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为社会主义奠基的人，并不能说他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位备受抨击的维利·勃兰特，为德国工人谋得的福利胜过许多乌托邦。他没有取消自由。这位可敬而不可爱的人物，是在崇拜自由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记者、作家、柏林市长和总理。他始终立场鲜明。对于希腊上校们和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入精神病院的苏联官员们，维利·勃兰特是唯一以同样明确和强有力的声音进行谴责的政府首脑。

他的经历是不平凡的。1913年12月18日，他生于吕贝克市，母亲是一个年轻的没有丈夫的工会工作者。勃兰特从未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不承认他。直到13岁，他才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听起来像一个瑞典人、挪威人或丹麦人。他在一本书中写道：“孩子听到过他的名字，但对此并不感兴趣。难道会感兴趣吗？那些年月笼罩着一层暗淡无光的灰色薄纱，就像吕贝克港口上的薄雾一样。各种脸谱和形象如同时隐时现的阴影混杂在一起……我难以相信这个叫赫伯特·弗拉姆的男孩子就是我自己。”勃兰特不喜欢谈论他父亲。当他坦率地告诉我他一直知道他父亲是谁，“战后他还活着，就在那时我也不愿见他”时，我感到惊讶。应该指出，“私生子”的烙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他的对手，特别是阿登纳[1]，甚至在竞选运动中也无耻地利用这一点。如果它使我们在对阿登纳的看法上投下一个阴影，那么它却有利于我们对勃兰特的理解。在生活中蒙受过耻辱成痛苦的人，往往更能成为杰出的人物。美梦直至成就经常来源于饥饿和不幸。如果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坐在父亲的膝盖上游戏，也许维利·勃兰特就不是今天的维利·勃兰特了。

他不太像他的同胞。他当了12年的挪威人。他坦率而诚恳地大胆承认，在他的血液中还有挪威人的成分。“当一个人刚跨进少年时期就逃往另一个国家，掌握了它的语言，吸收了它的文化，他就失去了第一个祖国，又找到了另一个祖国。对我来说，挪威是第二祖国。”那么，他现在是否仍然坚持这一点？你越仔细观察他，听他讲话，就越产生这样的疑问：他到底哪部分像德国人，哪部分像挪威人？他在挪威有一所住宅，每年回去度假；他在挪威有知心朋友；他在挪威娶过第一个和第二个妻子，因而他的孩子有一半是挪威人；他用挪威文写的文章胜于用德文写的文章，这也是阿登纳攻击他的一个借口，称他为“外来户”、外国人；他对护照不在乎，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一个丝毫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曾经代表而且仍代表着一个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这岂不是妙不可言吗？直到1946年，勃兰特才重新成为德国公民。选举他有助于维护新德国的荣誉，而散布针对他的丑闻，使他丧失威信，则是新德国的耻辱。无论怎样考虑问题，利用他的秘书为苏联人当间谍这件事制造丑闻以及后来对他的讹诈都是不值得的。讹诈是件极不光彩的事。

采访是在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那是1973年8月28日星期三和9月3日星期一，共两次。一篇采访记录能够如此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一个人物的肖像是不多见的。这不仅是由于他说的那些话的内容，而且还由于他说那些话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他讲话准确、详尽、严谨，几乎没有使用过有损于他的端庄和镇定的语言，也没有泄露过有害于他自己的机密。如果你想进一步挖掘他的思想深处，他会有礼貌地退却，沉默不语。我多次尝试都未能成功。当我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向他提问时，他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当我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向他提问时，他的大门就马上关闭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小心且固执的人。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喜欢女人、葡萄酒、啤酒和喜欢爽朗大笑的快活的条顿人，我却看不出这一点。我更容易把他看成在这篇采访记录中他所讲述的挪威海边的农民：倔犟、粗壮、铁一般的刚强，讨厌任何赘言。甚至在他接待你时的那种亲切和蔼的举动中，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我没有能够和他单独谈话是一件憾事。采访时，在场的有他的顾问克劳斯·哈普雷希特、他的新闻办公室主任和速记员。这位速记员不满足于手记，还在我的录音机旁也放了一部录音机。这好像是一次正式会议或高级会谈。这是勃兰特要求的。虽然开始时我有点讨厌，但我很快便对他产生了敬意。能跟处事严肃的人在一起，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勃兰特总理，坦率地说，我不知从哪儿开始提问。要问您的事情太多了，包括您的名字的来历。它不是您出生时的名字，您出生时叫赫伯特·弗拉姆……

维利·勃兰特（以下简称“勃”）：是的，维利·勃兰特这个名字我是从1933年初开始使用的，也就是在我离开德国以前和纳粹分子上台以后。这是我用来从事反对希特勒的地下活动的化名。我用这个名字在19岁那年逃亡国外；我用这个名字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用这个名字，我从事政治活动，直到成年，直到战后又回到德国。我的一切都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我出生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