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年10月26日生于德黑兰。他的父亲于1925年成为波斯的沙赫（伊朗国王的称号），和德国纳粹保持友好的关系。1941年，同盟国迫使其父亲流亡国外，并说服穆罕默德·礼萨成为沙赫。几年中，他掌握了所有的权力，推行一项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政策，允许多国公司开发国家的资源，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不堪忍受他的专制制度和秘密警察的镇压。1978年末，爆发了反抗运动。1963年因谋反而被流放到国外的霍梅尼[1]回到了波斯，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1979年，沙赫被迫离开国家，逃往美国，吉米·卡特给予了他政治避难权。为了解决追随霍梅尼的伊斯兰学生绑架在德黑兰使馆的美国人质的问题，穆罕默德·礼萨接受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接待。1980年7月27日，他在开罗去世。

国王站在他用来做办公室的华丽的大厅中央等我。我对他接受采访表示感谢，但他置之不理，只是默默地、非常冷淡地向我伸出了右手。他握手时是失礼的、刻板的，向我让座时显得更为刻板。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他的嘴唇紧闭，像一扇关着的大门，他的眼神冷淡，像冬天的寒风。也许您会说他一定有什么我所意料不到的事情要责备我，或者他这种拘谨仅仅是出于羞怯或由于担心失去国王的仪表。当我坐下来时他也坐下了。他两腿并拢，双臂交叉，上身挺直（我猜想这是由于他像塞拉西皇帝一样总是穿着防弹背心的缘故）。当我向他叙述我在大门口遭到保镖们的阻拦，几乎没能进来时，他仍然这样直挺挺地、冷漠地凝视着我。我好不容易才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说，他对此深感遗憾，但某些偏差的产生是由于过分的忠心。他的声音既忧郁又显得疲劳，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声音。此外，他的表情也是既忧郁又疲劳的。在稠密得像戴了一顶皮帽子似的白发下面，最显眼的是他的大鼻子。至于他那裹在灰色的双排扣上衣里面的身躯，看来是十分虚弱和单薄的。我禁不住问他，是否身体欠佳。他回答说，很好，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他说，关于他的健康受到威胁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体重下降是他本人的愿望，因为前一个时期他有点儿发胖。

由于开始时的尝试失败了，为了活跃谈话的气氛，我当时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现在我想起来了，直到我问他我能否吸烟，并说明我对此已经渴望了半小时的时候，我的努力才算奏效。“您早就可以提出来。我不抽烟，但是喜欢烟草的气味，烟的气味。”茶送来了，用的是金杯和金匙。室内的一切几乎都是金制的：使人担心把它弄脏的金烟灰缸，镶有翡翠的金盒子，镶满了红宝石和蓝宝石的金制小摆设，还有四角包金的小桌子。在这个既荒唐又令人难以忍受的，充斥着金子、翡翠、红宝石和蓝宝石的光彩夺目的环境中，我待了将近两小时，试图去了解国王。后来，当我怀疑自己可能一无所获时，我要求同他再谈一次。他同意了。第二次会见是在四天以后。这一次他对待我比前一次亲切些。我猜想是为了使我高兴，他系着一条使人难以忍受的意大利领带。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只是当他担心在他的警察局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时，他才表现出局促不安来。我在提问时说到，在尼克松访问期间，我写的关于越南的书被德黑兰的书店列为禁书，引起了他的担心。刹那间，他被这个消息震动了，就好像他的防弹背心被匕首捅穿了一样。他的目光变得不安和含有敌意。天哪，难道是一个危险分子吗？过了几分钟，他才决定以唯一可行的办法来摆脱他的这种窘态。他那过分的威严收敛了，露出了笑容。在微笑中，我们谈到了他所信奉的专制政权，他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他的石油政策。是的，我们什么问题都谈到了。我只是在回去以后才发现，我们唯一没有谈到的是他的狂妄。人们认为是这种狂妄使他产生了苦恼，而他内心的残忍似乎也是由这种狂妄产生的。

我还发现我对他这个人了解甚少，也许比以前了解得更少了。尽管经历了三小时的问答，此人对我仍然是个谜。例如，他到底是白痴呢，还是个聪明人？也许像布托一样，他是一个集中了各种自相矛盾因素的人物，是一个可供你探究的谜。例如，他相信梦是一种预兆，相信幻象和一种既幼稚又神秘的谬论，可是一讨论到石油问题又像一位专家（他确是一位石油专家）。又例如，他像专制君主那样统治他的国家，但在向他的臣民讲话时，却又使用相信人民和热爱人民一类的字眼。他领导了一场白色革命，似乎为扫除文盲和反封建制度做了若干努力。他认为衡量女人的标准应该是她们动人的美貌，认为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思维，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还戴着面纱的社会里命令姑娘们去服兵役。那么这位32年来一直稳固地坐在世界上最发烫的宝座上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究竟是何许人？他属于飞毯时代，还是计算机时代？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还是阿巴丹[2]油井的附属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会厚颜无耻地撒谎：当我的采访记发表后，礼萨·巴列维让伊朗驻意大利的大使出面，否认他曾向我讲过要提高石油价格的话，而在几星期后，他却又提高了石油价格。我还知道他是一个阴险的独裁者，受到人民对一切阴险的独裁者必然怀有的憎恨。伊朗的监狱里挤满了政治犯，为了解决拥挤的问题，他不得不每隔一个时期就枪毙一大批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陛下，首先我想谈谈关于您和您的国王职业。现在世界上剩下的国王已寥寥无几，而我总是不能忘却您在一次谈话中说过的话：“如果我能够从头做起，我愿当小提琴手或外科医生、考古学家、水球选手……什么都可以当，就是不当国王。”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以下简称“巴”）：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我说了这样的话，那是为了说明国王是一种令人头疼的职业，因此往往身为国王而讨厌当国王。我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退位，因为我对自己是一个负有什么使命的人和我所做的事情充满信心。请注意……当您说当今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国王时，您暗示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有一个，即：没有君主政体就会有无政府主义、寡头政治或独裁政权。无论如何，君主政体是唯一可能治理伊朗的方式。我所以能够为伊朗做点事，甚至做很多事，应归功于我是国王这一事实。干事情需要权力，但使用权力时不必征得任何人的同意，不必向任何人征求意见，决定问题也不必与任何人讨论……当然，我可能犯错误，我同样是凡人。但是我知道我肩负着需要我去彻底完成的使命，我打算在不放弃我的王位的情况下完成我的这个使命。很明显，我不能预卜未来，但是我深信伊朗的君主政权将比你们的政权更持久。或者，我应该说，你们的政权长不了，而我们的政权将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