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蒂斯·派克

奥蒂斯·派克于1921年8月31日出生在纽约州的里弗黑德。1942年至1946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五枚勋章。194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19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开始从事法律工作。1954年至1960年，任地方治安官。1960年，当选国会议员。1974年12月，西摩·赫什[1]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揭露中央情报局的内部间谍活动的文章后，国会决定开展一场对整个情报系统的调查，并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从1975年开始起，由奥蒂斯·派克领导。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没有广为传播，但其内容被刊登在《乡村之声》上，引起一片抗议和喧闹。1978年，派克向国会提出辞呈，转而投身于新闻事业，并嗜好垂钓。80岁时，退居佛罗里达的维罗比奇。

必须读了派克议员的报告全文后，才能知道曾经引起和不断引起这位挺身而出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基辛格，反对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勇士的愤慨，尽管到了我们手中的报告经过审查和砍杀已面目全非。必须了解奥蒂斯·派克其人，并被他昔日泪汪汪的模样所感动，才能知道政权的大量丑行。形形色色的政权都一样，无论它是穿着暴君的制服，还是披着行善的外衣。奥蒂斯·派克的例子表明，不管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同它搏斗只能有助于追忆梦境和纯洁自己的良心。像堂吉诃德那样幻想当英雄而有所收获就会遭殃。

其实，奥蒂斯·派克并不是个英雄。如果他是个英雄，那么，他就会坚持到底，吞下由他的议会调查带来的苦果，就会冒丧失议员席位的风险，甚至会弃官为民，就会不经任何人的允许，不通过审查和自我审定，不玩弄词句和影射，在不篡改原稿的情况下发表报告；他就会继续反对基辛格这一合法行动，看后者受到法庭的判决；他就会变本加厉地受到几个月来国务卿、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的折磨。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更妙的是在精疲力竭、厌恶失望到极点时，他投降了。他把全部事情移交给国会，接受了福特的否决，屈服于蛮横和虚伪。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意大利所有被收买的人的名单。祈求和寻觅这些名字毫无用处。我就此作过尝试，但是有绝对把握的只有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米切利将军，另一个是银行家辛多纳，还有第三个人，由于太使我吃惊，我从没有透露他的名字。现在我告诉大家，他是意大利社会党的议员。据说，米切利从基辛格授意的马丁大使那里领取过经费，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劳的辛多纳把领取的钱交给了天主教民主党。人们不知道这个社会党议员的情况，三人的名字过去（和现在）都记载在被福特没收的原始报告中。向我提供情况的是两位律师，他们都是奥蒂斯·派克的助手，他们收集材料后编写了报告。我会见了他们以及他们的秘书。会见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跟踪和监视。

虽然奥蒂斯·派克不是个英雄，但他仍是个与殉难者十分相似的人物。人们应当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应当告诉他说：“您尽了一切可能，做了您力所能及的事，先生，我们同样感谢您。”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有勇气进入斗兽场，去填饱狮子的肚子。（有一头狮子，名叫亨利·基辛格。当他张开大口吞食时，绝不是闹着玩的。他拥有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华尔街、现政权和差不多整个新闻界。这还不把他同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的特殊友谊计算在内。）圣人为了穿上修士的长袍而放弃一切财产，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有他们那种不近人情的坚韧性。奥蒂斯·派克本人就是现政权里的人，他并不是个要改变社会和人们思想的革命者，也不是个准备绝食，以示抗议的激进分子。出于他的那种微妙的正直，他力图不以革命者和激进分子的形象出现，而以美国富裕资产阶级的善良公民的面目出现。这样的公民信奉教育他成人的准则，即上帝、祖国、家庭、不挥霍美元和打了折扣的民主。弗兰克·卡普拉[2]早年拍摄的一部影片《迪兹先生进城》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思想。是的，由加里·库珀（或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的那个人偶然地成了议员，或者说，错当了议员。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前往华盛顿，给大家出了很多难题，后来遭到了失败。奥蒂斯·派克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历史证明了这点：他生于纽约州的里弗黑德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他曾有14个月，驾驶飞机轰炸所罗门群岛，有8个月，驾驶侦察机在冲绳和北京的上空进行侦察活动。他共执行了120次战斗任务，荣获5枚勋章，因英勇作战而取得上尉军衔。1946年，与同学多丽丝·奥思结婚后，他对她忠贞不渝，以至整个采访过程中只接她打来的电话。他说：“只要多丽丝找我，我总在的。”他有三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进入政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职业律师。他通常在钓鱼或划船中度过周末和假期，擅长于弹钢琴和打乒乓球。他又是个嗓音圆润的民歌手。从1960年起成为民主党议员。他是在北方白种人最多、最保守的地区之一萨福克县里屡次当选为议员的。他是政体的产物，也效忠于政体。多年来，他对越南战争从无异议。只是在1973年，他才站到了尼克松的对立面，投票反对轰炸柬埔寨。他的批评没有触及基辛格，他相信基辛格是个伟大的人。一直到调查时，他仍然对此坚信不疑。

然而正是进城的迪兹先生式的这种纯洁，他的这种顺从者独有的随风倒使他对政权的指责变得激烈起来。正是由于他事后发现的这个几乎是他有意回避的现实使人们对他产生敬意，甚至好感。我在他的议员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国会大厦。我第一眼见到他时，就喜欢他。我喜欢他那易怒而和善的面容和金黄透白的头发；我喜欢他那高大而不拘小节的形象以及裤子上经常不烫裤缝，或者外衣上少个扣子那样的不修边幅；我喜欢他那洪亮而恼怒的声音，俨如不顾一切，坚信正义必胜的新教布道者的声音；我尤其喜欢他那无声、痛苦和天真的愤怒。“我不知道他们欺骗了我，捉弄了我。”我采访时，对他的态度温和，原谅他言不尽意。他始终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你要知道，他说出的话远比他想说的话要少。他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恐惧心，但他永远也不会承认。有时，它隐现在他的嘴角上，有时，闪烁在他的目光中。这是他们曾对他施加的，还可能继续对他施加的残酷的家庭讹诈给他留下的烙印。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他甚至不让我引证我在翻阅《乡村之声》报时指给他看的报告。仅有一次，他接过报纸，读了我用红铅笔标出的两段话：“当时，我们一直在寻找证据。他们交给我们一堆经过大量删改的纸片。如果删改这个词指的是在几页白纸上零乱地写上寥寥几个难于辨认，没有说服力，只是用来欺骗我们的字，那么它是一种极为模糊的婉转说法。”另一段是：“三个声明被改写，比原先的声明更笼统。国名删掉了，只有以美元计算的一个大概数字，加进了无数的一般性描述。”他阅读后默不做声，也许他正在思考着基辛格的朋友们在那页纸上写的那些缩写字母：“3/ND/DOLLVNM/T-0144-6SG/TRANSL-DECRYPT UNJAC/VN-NRIY-30/300G+FM IJB/TO-CQ-INFO/BBM-STOP/CNNB 30119-5610M/LO/2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