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蒂斯·派克（第3/7页）

法：包括基辛格。

派：包括基辛格。我还得告诉您：丘奇的总结报告尚未发表。丘奇应该在3月份交出报告。我担心，当他交出总结报告时，将会遇到我已经遇到过的同样困难。即使是他的那种情况，借口也不会少。譬如，他们会再次抓住杀害韦尔什一事……您应该明白，韦尔什的死极大地震动了美国，并给中央情报局和它的人员以无比的同情。

法：耐心等着吧，我们还会从《乡村之声》报上读到丘奇的总结报告。

派：我不能同意把《乡村之声》报说成是美国的官方喉舌。当您在那张报纸上读了我的报告后来谈它时，我不得不回答您说，我不知道您在谈什么。如果是人所共知的事，那么它就不会成为官方的东西。

法：派克先生，我理解您的愤慨。实际上，您的那份报告是被人窃取的。但不管您承认与否，它毕竟是您的报告，不是凭空捏造的报告。掌握这份报告的并非《乡村之声》报一家，但它是敢于向当局提出异议，有胆量发表它的独家报纸。遗憾的是它已经经过了审查修改。谁有未经审查修改的原始报告呢？

派：总统有，基辛格有，中央情报局有。中央情报局往往什么都有，往往什么都有。在委员会成员收到初稿的当天，他们也收到了初稿。我愿意这样做，以防他们将来指责我说其中有错。另外，国会的四个委员会，共计100人左右也有这份初稿。我还得告诉您：每个众议员或参议员只要保证不泄露他看到的内容，那么都能看到初稿。但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法：为什么？

派：噢，多数议员觉得不看报告心不烦。报告中使美国人感到难堪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充耳不闻。水门事件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可怕的创伤。但水门事件只是使人们认为尼克松是个可恶的人，而现在的事会使人们认为美国是个罪恶的国家。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恶国家的公民呢？

法：派克先生，最令人不安的事就是这种伪装的纯洁。归根结底，你们的报告无非是证实了在世界其他各地人们基本上知道的那些事，或者说，至少是人们有所怀疑的那些事。但是过去你们不相信。譬如，当卡斯特罗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企图谋杀他时……

派：确实我们不相信。在柬埔寨和老挝问题上，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也许报纸还就此写了些文章，但普通的市民不相信。更糟糕的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也不相信，就像我一样，他们只相信政府说的话。需要演这出戏，才能使我信服他们过去对我说的全是谎言。我愿意私下告诉您一件事：开始调查时，我十分敬重基辛格，我相信他是个……是的，相信他是个伟人。在美国，人们相信那些他愿意相信的事，人们听那些他愿意听的话。带来喜讯的人受到称赞，得到晋升；带来噩耗的人受到降级，被逐出政权。

法：派克先生，让我们再回到虚伪这一话题上来吧。在谁那里您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派：来自总统，来自基辛格，来自科尔比，来自联邦调查局，泛泛地说，来自政府。他们一直答应同我们进行各种合作，而后来却不向我们提供情况。这也是为了耽误我们的时间，他们知道委员会的存在是短暂的，因此想方设法来耽误我们的时间。现在我已恍然大悟。当我们说需要某些文件时，他们从不回绝。他们只给我们其中的一份，这样必须再向他们要，他们又只给我们一份，再要，再给你一份。我相信文件，因为它们证明人们曾经说过的话，而不是后来人们随心所欲说的话。为此我只能向他们要文件，而他们每隔很长的时间，像滴水似的给我一份。有时什么也不给。譬如，关于博亚特备忘录。国务卿先生干了什么事呢？他指责我要把国务院所有的次要人物钉在十字架上和奉行麦卡锡主义。他在给我们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要了解某些事，那么必须询问“那些制定美国政策的重要人物”，重要人物将乐意帮助我们。于是我向他——基辛格要文件，当然他拥有这些文件，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更糟糕的是，他不准任何人给我们。所有的人都回答我们说，那个文件需要有行政特许权才能阅读，总统也申请过行政特许权。

法：博亚特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文件？

派：我马上就告诉您。托马斯·博亚特是国务院塞浦路斯科的主管人。据我所知，就美国人在塞浦路斯的做法上，托马斯·博亚特持有强烈的不同意见。他把自己的异议写进了一个备忘录，称为博亚特备忘录或异议备忘录。我们确实认为这个备忘录对于了解我们在塞浦路斯不幸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揭示真相的唯一方法。但是基辛格采取了我上述的那种做法，这是我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还为能阅读到那个文件出了一张证明，可是无济于事。显然，我们邀请了博亚特先生作证，但这也无济于事。博亚特想出席，但基辛格反对。

法：博亚特先生现在何处？

派：他们给他晋了级。我想他现在可能在智利。让我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是的，他现在智利，是我们大使馆的首席馆员。

法：但是基辛格来作了证。

派：只有一天：上午和晚上。不必再由我来向您描述他的行为，因为报告本身已说明问题。我要告诉您的是，我曾想方设法试图让他讲述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事，但是我没有得到成功。他总是以自己的政治特权作为挡箭牌，总是以“纯属个人的”消息来源这一套作为挡箭牌。我要告发他无视国会，三个告发他的决议我都投票赞成。但事情到此为止。议会大多数人不愿意扩大事态。不然，他们将不得不在基辛格和我之间、基辛格和委员会之间作出选择。谁也不愿同他为敌。

法：为什么在美国，人们如此害怕基辛格呢？

派：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替他拉车的马太多了。那个基辛格是个十分狡猾，擅长于社会交际的人。只要事态不按他的愿望发展，他就召集新闻界的伙伴，大造声势，发表社论来同反对他的人唱对台戏。与他相抗衡，尤其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已经表明我并不怕他。

法：那么您为什么不单枪匹马地把告发他无视国会的事进行下去呢？

派：我本来可以进行下去。但是我放弃了，因为这样做只能白费时间。我们的司法机构像意大利的司法机构一样办事不迅速。在基辛格上被告席之前，委员会就可能已经解散了。这样我就得在受束缚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而且往往会受到更多的掣肘。他们甚至强迫那些次要的证人沉默不言。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们不能谈“某些事情”。基辛格甚至通知他们，如果审判庭里没有国务院官员在场，他们不能接受审问。没有人违反这个指示。啊！刚才您问我：“那么为什么要委托您进行调查呢？”我说，那么他们为什么需要调查？“虚伪”是个神圣的词，“迷惑”人是恰如其分的表达。人们可以理解科尔比的闪烁其词和中央情报局的阻挠，因为中央情报局处在受审的地位。但是束缚我们手脚的并不总是中央情报局，束缚我们手脚更多的是基辛格，是总统，是国家安全局，是联邦调查局本身。为此我认为我是怀着对中央情报局比对向它发号施令的人更大的敬意而结束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