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4页）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远征军，希腊本土却成功地抵挡了进攻。侵略者被赶了回去，希腊捍卫了自由。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强权并将其击退的传奇对希腊人来说一直是最为不同寻常的故事。他们如何成功做到这点？又为何能够如此？起初，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场针对他们的侵略战争被发动起来？解答这一类的问题即使在40年之后也依然紧迫，它们促使希罗多德完整地运用小说体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全身心地投入于追问这次冲突的起因，而并不将之归结为一个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也不将之解释为某些神祇的心血来潮或智慧，更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将它解释成一些能够亲自检验的道理。通过转述幸存的知情者和见证人的述说，希罗多德得以完成此书，他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人类学家、第一位研究性的报告人、第一位驻外通讯记者。5他称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为“询问”——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我在此记录下这些内容，”他在人类第一部历史著作的开篇写下这样的句子，“目的在于保存有关过去的回忆，我的手段是记述希腊人与外邦人非凡的功绩——首先要说的是他们如何走向战争。”6

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喜欢讨论材料的重大意义。以希罗多德为例，他的看法经历了2500年的考验。在这段时间里，这些看法所依靠的假设——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发生的大战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马拉松战役即使在英国历史中也仍然具有比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更为重要的意义”7。黑格尔则用德国哲学家更为宏大的口吻声称，“整个世界历史的关注点都在平衡中战栗”8。事实的确如此。任何有关不屈反抗的传奇故事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人们的紧张程度则取决于该传奇所达到的难以估量或无可比拟的程度。与薛西斯眼中的恐怖主义国家大杂烩所拥有的独立性相比，在波斯人试图征服希腊本土的过程中，势如累卵的危急关头显然更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异国君主统治的对象，希腊人绝不可能有机会发展它们独特的民主制度，培育希腊文明独特地位的许多因素也因此不复存在。之后，罗马帝国所继承并流传至现代欧洲的重要遗产也将不可遏制地被削弱。这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第一次失去了为争取独立生存而进行的胜利斗争，而且，不幸的是，一旦希腊人在薛西斯的入侵中屈服，这个世界从此就不会再有“西方”这个实体了。

因此毫无疑问，波希战争的故事成为欧洲文明的神话之基石，是自由战胜奴役和淳朴的市民美德战胜衰弱的专制制度的完美典范。当然，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因此马拉松和萨拉米斯（Salamis）战场上的英雄气概开始打动众多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取代十字军成为西方人美德的光辉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毕竟是抵抗而非侵略；为自由而战胜过为狂热而战。作为一个篇章，一小队希腊人在守卫温泉关（Thermopylae）小道的可怕战役时——“三百勇士对抗三百万大军”9，正如希罗多德笔下所写的那样——表现出惊人的神奇力量。许多亚洲人部落被迫加入战斗，一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决心非胜即死，他的300名同乡在阵亡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1]这个故事说明了一切。早在16世纪，伟大的法国随笔作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就曾经说过，虽然希腊人进行的其他战斗都是“世上所有的最光辉的胜利，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将这些荣耀与列奥尼达国王和他的战士们在温泉关进行的防御战所赢得的荣耀相提并论”10。250年之后，拜伦勋爵惊闻当时希腊将要沦为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一个省份时，他清楚地知道运用何种历史典故可以发出最为振聋发聩的战争号召：}

大地！为了报答你的哺育

我们斯巴达人战死疆场！

百人余一，

仅仅为了坚守温泉关！11

不仅如此，拜伦随后身体力行，效仿列奥尼达的榜样，为希腊自由之故光荣地战死疆场。拜伦之死所具有的魅力，现代第一例真正意义的名人之死，仅仅增加了列奥尼达的荣耀，更加有力地确立了温泉关战役的地位，使之在后世成为为自由而殉难的典范。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Gold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踏访这座关隘，尽管斯巴达这座城市自身是如此的“乏味和残酷”，他又为何觉得如此激动不安？

首先，这不仅因为人类精神会直接对一个关于牺牲和勇气的故事产生反应，就像酒杯会随着小提琴声发生共鸣一样，而且还因为在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这支队伍站在了历史线索最为恰当的地方。列奥尼达所具有的意义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使我今天能够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也能写下任何我想说的话。他的贡献在于令我们拥有自由。12

换句话说，还有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戈尔丁的赞美之词可能也会很好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煽动所用。对纳粹来说，温泉关战役同样也是希腊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这一点与蒙田的观点一样。300名守卫关隘的战士被希特勒认为是真正优秀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为战争和崛起而生，根据希特勒更为异想天开的推测，甚至连斯巴达臭名昭著的肉汤也完全起源于日耳曼人居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1943年，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酣时，希特勒明确地将德国第六集团军比作300名斯巴达勇士，但是后来，当他的将军投降之后，狂怒的希特勒说他的战士们的英勇行为“被一个平庸的懦夫一笔勾销”13。希特勒盛怒之下否定了列奥尼达，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也失去了一个将自身重塑为新的斯巴达人的机会。

纳粹党同蒙田、拜伦和戈尔丁一样，都能意识到与300名勇士相提并论的做法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这种类比也暗示出仅仅将斯巴达人描绘成自由的捍卫者也许有些以偏概全。通常情况下，事情的真相比传奇更加复杂且令人着迷。假如薛西斯成功征服了希腊，占领斯巴达，这必将宣告这座骄傲城市的自由之终结——因为所有波斯国王的臣属都是他的奴仆。尽管奴役能够使人保全性命，斯巴达人却认为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而对他们的邻人来讲，奴役是一种宽容的庇佑。希特勒也非常明白斯巴达人的伟大之处建立在对其邻邦无情的压迫之基础上，是对待“劣等民族”的范例，纳粹入侵波兰以及苏联后残忍地效仿了这些做法。波斯君王的精明之处在于，压迫其臣属之敌手当然可视为解放和保护这些斯巴达的邻国，这样充分显示出帝国的慷慨与伟大。对于世代苦于斯巴达人统治的那些人来说，薛西斯的统治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