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稳定与停滞（第2/3页）

海洋对于文学似乎也贡献良多。因为《格列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和《鲁滨孙漂流记》这两部著作均以海难为题材，而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721~1771）原本就是海军外科医生。海洋艺术也在此时诞生。17世纪70年代，凡·德·费尔德父子从尼德兰到英格兰为查理二世作画，其第一批学徒诸如伊萨·塞尔梅克（IsaacSailmaker）及其学派众人，对透视法一无所知。来自泽西的画家彼得·莫纳米（PeterMonamy）以模仿凡·德·费尔德才得以崭露头角。而塞缪尔·斯科特（SamuelScott）也是在卡纳莱托（Canaletto）的启发下，画下了著名的泰晤士河。约翰·克利弗雷（JohnCleveley）通过描绘泰晤士河边的诸多船坞，开启了海洋绘画的新篇章。查尔斯·布鲁金（CharlesBrooking）的父亲曾是格林尼治医院的画匠和装裱师，查尔斯自父亲那儿习得绘画技巧，1740年时，年仅17岁的查尔斯就有成熟的画作问世。这些画家多以画作之静谧风格而闻名于世，而布鲁金也因其对徐风吹拂的生动描绘而为世人称道。

提及乔治王时期的国家砥柱，海军当之无愧，捍之有道。正是在海军的保护之下，海外贸易和殖民地才得以成为英国经济腾飞的助力。发达的经济会鼓动起人们建造地标、彰显实力的念头，海军也难免俗。在18世纪中，海军部为自己立了不少精巧建筑，其中就包括约翰·纳什（JohnNash）设计的用以抵挡叛乱海员的海军部大厦屏风。查塔姆造船厂的专员办公楼中，有一幅画作取自“皇家霸主”号（RoyalSovereign）的船舱。而雄伟的皇家造船厂（RoyalDockyards）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露出庐山真面目，为众人所知。

虽然自1690年比奇角战役之后，皇家海军就不曾遭遇过什么重大的威胁挑战，但这仍遏制不住海军自恃战无不胜的骄傲之心。1740年，人们第一次唱响了《统治大不列颠》（RuleBritannia）。到18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海军的章程似乎已成定制，无须更改，却也因此就逐渐僵化了，船舶的设计尤其如是。依当时的习惯，100、90、80门火炮的船只必须是三层船型，70、60、50门火炮对应的是双层船型，单层船则配备火炮20门，30门火炮的船型由于对称问题逐渐被淘汰。在每组船型中，最小型号的船只总是问题百出。例如，80门火炮船是出了名的不稳定，50门火炮船在列队中又太过脆弱，20门火炮船的规格注定了它在武力方面难有作为。虽然如此，海军部还是没有改进船只设计的动向。如有船只失事，也只会订购同类型的船以做弥补。而老旧、耗损的船只也只能以相同规格“重建”。“重建”原指旧船上的一些主要部件会被重新利用，但到18世纪20年代时，人们已经很少使用旧材料来重建船只了。造船厂遵循的“几何尺寸规范”还是1677年佩皮斯建那30艘船时制定下来的。到1706年，每一级别的船都有详细的规格标准，从舱口的尺寸大小到周边防止海员绊倒的围坎高低都在规范之内。曾经尚属明智的规范化在此时看来却过于腐旧僵化。1719年到1733年的船建过程中，这些僵化的规范也稍稍进行了调整，50门火炮级别的船只逐渐被60门火炮的船只所取代，但改变也仅限于此。

海峡对岸的法国海军开始复兴，其复兴之路丝毫不受过往牵绊。年仅22岁的莫尔帕伯爵（ComtedeMaurepas）成为海军建设的总负责人。这位出了名的花花公子“甚至不知海水颜色，更是船建的门外汉”，但是由他开创的船建程序能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预算。伯爵清楚法国海军不可能在数量上超过英国的皇家海军，因此，他发展出一套“任务理论”。法国海军的目的不会向英军那样，试图去控制海岸或歼灭敌军，法军每次出动都带有特定的任务：去占领某一偏远的殖民地；加强护送某一重要船队；支持苏格兰或爱尔兰的叛乱；如果地方长官陷落，也有可能进攻英格兰。这些小威胁恰如其分地分散了英格兰的精力和资源。

就像历史上所有处于弱势的海军一样，法军无力提升整支舰队的数量，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在个别舰船的营造上精益求精。英国严格的船建规范束缚了英国造船人发挥的手脚，但是法国却给予设计师，如布莱斯·奥利维尔（BlaiseOllivier）和皮埃尔·莫里诺（PierreMorineau）等人绝对的自由。那是一个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时代，布莱斯和皮埃尔也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创建，但是他们调整了作战和巡航的船只规格。他们不建造三层船，而只建造了单层甲板的护卫舰，以及日后成为世界海战主力舰的74门火炮舰。

判断一支海军传承的优劣要看其在和平时期的作为，要看其在现实中没有直接威胁时的自保能力。从这一点上说，乔治王时期的英国海军算是相当成功了。在1727到1760这几十年间，乔治王一世、二世对海军毫无兴趣，他们认识的航线估计只有通往汉诺威领地的那几条，而总揽大权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也只关心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只有民众热爱他们的海军，倾慕他们的传统。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现役船员人数从4万减至1万，船只“依惯例”被闲置在家，幸得维护，才能为将来的不时之需做好准备。海军军官也多停职、领半薪，如有需要则随时召回。除了商人，没有船队拥有长期的海员储备，也正因为此，商人的船队被当作“培养海员的训练场”，被寄予厚望。乔治王早期的英国海军自视甚高，不可一世，即便也遭遇了政治危机，但却不再像查理二世的舰队那样，会被遗弃、废置而衰退。

1714到1739年间也并非全然和平安稳，1718到1719年间、1726到1727年间，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也有两场小战。由于西班牙海军的劣势过于明显，两场战争都很快结束。1718年8月11日，乔治·拜恩（GeorgeByng）上将在西西里的帕塞罗角（CapePassero）遇到了一支西班牙舰队。英军俘获并焚毁了对方大半船只。乔治·沃尔顿（GeorgeWalton）在行动中也俘获了几艘敌船，由此就骄傲宣称：“在这片海域，我们已全歼敌军，大获全胜。”在当时冗长、浮夸的文风下，这样精练有力的发言为他博得了美名。

由于欧洲大陆上不再硝烟弥漫，贸易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很快就被凸显出来。英国海军在海外军事基地上大量投注人力、物力，以保证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舰队的自给能力，这样就避免了冬季和暴风季船只必须回国或撤退所带来的损耗。在地中海地区，梅诺卡岛的马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港口，但是距离法军在土伦的军事基地不到250英里。虽然英军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允许原住民在周边扎寨，但还是有意识地强化了对入海口圣菲利普堡的戍军防备。海军医院也在此营建了起来。位于马翁对岸的塞弗龙岛（SaffronIsland）也被占领，并被开发成为一处专事修整的口岸——人们将船只拖上岸，以便清理船底脏污。直到如今，美丽的马翁港口还具有英属地的遗韵。英国在安提瓜（Antigua）和西印度群岛的港口能够周全地保护船只，抵御风暴的侵袭；而位于巴巴多斯的卡莱尔湾（CarlisleBay）和多米尼加的鲁珀特湾（Rupert’sBay）只能抵御普通的信风。这些地方只要配以锚具店、木船铺、帆缆商等海军保养的必需品，就能为船只提供修葺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