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2/15页）
事实上，在帝制的德国，军事的组织高于其他所有的机构，并享受着过去只有教会的从业人员才配享有的声誉。军官团像偶像一样得到尊重。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证明：人生是从中尉开始的。任何穿上皇帝军装的人，都会立刻比普通人的地位要高。作为地位最高等级的成员，每一个德国军官都不受平民的控制，他只服从皇帝。军事等级有其自身的荣誉和法律，即荣誉军事法庭。但是，因为军队不服从文官统制，因此它本身就是法律。约翰· 维勒—贝内特公正地认为，德国军官团听命于皇帝，就如罗马禁卫军和罗马皇帝的关系一样。不过他没有说，军事等级几乎都是从贵族阶层选拔和招募的，它从来不会容忍一个犹太人加入其中。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代表着德国人对军事事务的喜爱。这位皇帝蔑视平民，轻蔑地称他们为软弱的东西。这位皇帝信任军队，而不是国会或者宪法。他的修辞蓄意地采用高调的军事的或者尚武的语气。对于习惯了语调优美的德语的外国人或德国人来说，这种语气听起来具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性。在对选派到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军队演讲的时候，这位皇帝命令他们不要收容任何俘虏，要像匈奴人那样战斗。这句话后来被同盟国的宣传者使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他们把所有的德国人赋予了魔鬼的特征。威廉军刀霍霍的修辞充满了诸如“粉碎”“血战”“不屈的意志”等词汇。整个德国教官或军官都对他们的下级如此咆哮。威廉也喜欢用皇家权威的夸大表现加深对臣民的影响，同时恐吓臣民他不能容忍对其权力的反对。那些了解这位皇帝的人知道，皇帝的多数话都是夸张的修辞，是用于公共消费的；同时，尚武的语言和姿态被认为是最值得模仿的，这一点从社会的角度理解具有意义。
弗里德里希· 尼采怀着巨大的恐惧，观察到了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军国主义化。他不仅为德国语言的音乐性而担心，也为在过去几代德国人中保持这种音乐性的感情和感觉而担心。尼采并没有对他所认为的严厉的军事习惯恶意地侵入德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作出过激的反应。严格的服从、尚武的语言、必须执行的命令、毫不动摇的忠诚、狭隘的军阶意识、相似的军事迷信等等的军事习惯，在母亲养育孩子的方式中，在父亲训斥他们的家人中，在雇主组织他们的商务、接待他们的客户中，在公务员管理公共领域中，开始复制其自身。
然而，由新的尚武的皇帝散发出来的权威光环根本上说是虚幻的。在霍亨索伦权力的光辉之下潜藏着许多社会力量，它们和封建君主政体的自负是不匹配的。在工业迅速增长的时代，德国的君主政体遵守着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在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当中，企图使陈旧的封建政体的社会永存，已经引发了不到一个世纪前的法国古老政体的崩溃。有什么理由假定德国能逃脱同样的文化落后的可怕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犹如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它见证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机械技术的背景下封建政治机构的顽固。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的帝国包含了一些反常的事物与不和谐的声音。俾斯麦的宪法建立了露骨的独裁政治，在其中，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皇帝被赋予了以下的权力：任命和辞退首相；控制整个外交政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一旦出现社会动荡宣布军事管制；剥夺持不同政见的邦国的领土主权；召集、推迟、解散议会；颁布和监督联邦法律的执行；解释宪法。这些彻底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可能在专制主义的时代是更为合适的，但是在一个工业的时代就不适合了。在后一个时代，被分享的权力，或者说至少是势均力敌的权力，在削弱社会冲突上证明更为有效。当然，势均力敌的权力以两院制、政党的发展、劳工工会主义的崛起、有权势的商业卡特尔等形式得到了发展。不幸的是，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为了政治民主培养德国的民众，而是选择权宜的实用主义联盟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来解决政治问题。在帝国的统治下，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主要的决策程序之外，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派精英成功地维持，甚至扩大了普鲁士在新的帝国压倒一切的影响。尽管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新的帝国的政治现实是由强有力的普鲁士邦构成的，它拥有实际的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在上议院占据统治地位，其非自由主义的选举程序偏爱更为富裕的阶层。
当然，德国并没有逃脱人民主权的压力，但是人民对大众民主参与的真正要求不是被钝化，就是被封建的保守机构所指派。这种被沿用的策略，可能部分归因于许多德国人数世纪以来对较高权威的服从，还要归因于宗教或哲学的代言人（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对权力持有者神圣性的合理化。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独裁制的反对相对来说就效果甚微了，因为这个国家最好的群体没有选择任职于议会，因为政党逐步成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集团，而非能够成功地表述那个时代重要社会议题的国家政党。这些议题包括：封建精英和劳动大众之间不断加宽的鸿沟；在欧洲的国家共同体当中德国新的外交角色；一个视自己高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军事机构傲慢的排他性。
尽管实际上在帝制德国的政治生活相对自由，社会民主形成了稳定的进步，比如到1912年，社会民主党成为了国会中最大的党，但悲哀的事实是：对政治有意义的参与依然排他性地被一个狭隘的、经常是傲慢的精英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决心要让它的统治存续到20世纪。那些建立第二帝国的人，尽管向空中抛帽庆祝人民主权至上，但是他们非常清楚权力依然保存在封建阶级的手中。普通背景下警觉的德国人，特别是犹太人注意到，他们的宪法没有以《人权法案》或《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公民权利。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正如拉尔夫· 达伦多夫指出的那样，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独裁精神以工业和封建国家“成果丰硕的错误联盟”展示了自己。德国刚刚统一之时，国家就设法自上而下来管理工业化的进程，比如提供无息贷款，宽容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并作为所有者拥有巨大的财产和大型的企业（煤矿、高炉、公共设施）。国家通过训练有素、富有效率的公务员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管理着这些企业。因此在德国，私有企业被国有企业所替代；在那个时代，欧洲最有动力的工业扩张是政府计划和控制的结果，甚至工业化最臭名昭著的结果——失业、疾病、工伤、恶劣的工作条件——都在国家的保护之下。由于对普通公民一直采取家长式管理的态度，封建国家没有看见，对于工业化世界的公民来说，在扩展日益增多的财富的举措中存在着矛盾。家长式管理的传统，以及它对激进社会主义的根本恐惧，导致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采取了使它成为欧洲最进步的福利国家的举措，同时保持了它封建的外观。因此，德国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混合的国家：在家长式管理的意义上，它是封建主义的，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