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大相国寺的火（第3/6页）

很负责任地讲，狄青之后，北宋帝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就对武将们关上了大门，当然这也是北宋整个帝国的态度。

在狄青之前，我们可以说，在北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文人担纲唱主角，武将当配角、跑龙套——重文轻武；那么在狄青之后，我们可以说，这出戏是文人的独角戏、周立波的海派单口相声，没武将们什么事儿——有文无武。

狄青的命运，其实就是整个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二

如果要为狄青的悲情命运写一份分析报告书，纸面上的原因大体可以有以下两点：

第一，狄青太红。狄青从一个下级配军，短短十多年扶摇直上，坐到了帝国军事首脑枢密使的位置，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种家祖孙三代累积，临了才由种师道当了个同知枢密院），怎么能让帝国的文人们不眼红。

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平步青云，那文人们还能忍受，而狄青的红超出了政治范围，不仅在军队、朝堂，还传播到了民间。在西北没有人再唱那首“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老掉牙的歌，人们记得的是骑着白马、戴着青铜面具，取党项敌将于千军万马之中的英雄。开封的少女们做梦都梦到大将军骑着白马来到她们的面前，摘下面具（刺字不能掩盖他那英俊而冷酷的面容），向她们送出温情脉脉的秋波。狄枢密使在东京经常一出门办公，就会召来无数粉丝的围观，造成交通堵塞，成了当时首都交通治堵工作的难题。

在北宋帝国，通常红到这样级别的偶像，只能在文人集团中产生，比如“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小柳主要在青楼圈里知名度高），比如全能才子苏东坡，还比如大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死敌“拗相公”王安石。

而一个罪犯出身的士卒，凭着能打点仗和长得英俊（再加上会自我包装），就吸引了整个帝国的眼球（包括皇帝的），文人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文化现象（当然更是政治现象），它会影响整个帝国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帝国的文人集团，无论在狄青走红前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在狄青做了枢密使后，选择都是一样——站到他的对立面。

第二，狄青太倔。性格决定命运，狄青不只是一个在战场上勇猛的将军，在生活中和政治名利场中，他一样是一个不撞南墙头不回的愣头青。只要狄青认定了的事，他永远不会屈服和回头。早年还在村里当农民的时候，大哥狄素与乡里一名叫铁罗汉的恶霸斗殴，把恶霸打人水中，出了人命官司，兄弟情深，狄青毫不犹豫地替大哥扛了这桩人命官司（后来狄青命好，恶霸又神奇地活过来了）。

狄青的刺字无论在他成名前还是成名后都成了焦点话题。在北宋，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在脸上刺字。在脸上刺字的士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部队的整体标识，比如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八字军”；第二种是因触犯律法而被充军者，在当时称配军，狄青属于后一种。配军的地位在北宋军队中属于最低下的，所以很多人发达后第一个想到的是把脸上的刺字洗掉。

狄青偏不，他坚持留着他的刺字，他就是要人知道，他是怎样从一个最底层的士兵，一步步成为成功人士、帝国英雄的。

而他与帝国文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就始于他脸上的刺字。

第一次冲突发生的时候，狄青已经是帝国颇有名气的武将，当时已做到了真定路副都总管的职位，而他的上司则是韩琦。

韩琦就是那首“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颂歌中的韩老先生，西北战场升级后，韩琦就来到西北，不舞笔墨弄大刀。老韩是强硬派，主张和党项人以暴对暴，针尖对麦芒，以攻为守，只可惜他也只能是嘴上硬，老韩的书生意气正中党项人下杯，在好水川被元昊打得鼻青脸肿，损兵折将，让西夏取得了对北宋关键性的胜利。此战后，文化水平不高的元昊写了首诗悄悄丢进了老韩家的院子，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气得老韩差点吐血。

狄青在定州和昔日的老上司遇上了，老韩的风头不减当年，一来军中就大搞整风运动，对于作风不正的士卒，老韩的方法很简单——杀。

杀不了党项人，杀几个手下的士卒那还不容易。

狄青很显然不同意韩琦的武断，两人开始有了矛盾，但矛盾激化还是因为一个妓女。

一次，韩知州请客吃饭，在宴上请来当时定州的名妓白牡丹。酒过三巡，众人都有些喝高了，包括美女白牡丹在内。

于是，白牡丹捧着酒杯来到狄青席前，轻薄地说我敬斑儿一杯。

众人大笑，这搞得狄将军下不来台。

狄青是恩怨分明、有仇必报之人，没过两天，他带兵去青楼，脱下白牡丹的裤子在伊的屁股上落了几十鞭子。

狄青打了白牡丹的屁股，可损的是韩大人的脸面，韩大人也记仇了。很快他就找到了报仇的机会。

狄青在西北的一个老部下焦用，押兵过定州，二人久别，狄青在营中热情款待，焦用喝高了，回来烂醉如泥，误了公事。

焦用押的那些兵向韩琦告了焦用的状，韩琦把焦用关了起来，狄青不过是打白牡丹的屁股，韩琦他要的是焦用的脑袋。

狄青闻讯后大惊，火速前往公署府，替焦用求情。

韩琦闭门不见。

狄青在公署府面前站了很久，门终于开了，韩琦出来了，后面还押着焦用。

狄青替焦用求情，理由很简单，焦用在西北打了很多年仗，立下了不少军功，是个好男儿，如果仅因小过就要砍脑袋，韩大人你是不是过分了点。

韩大人手一挥，当着狄青的面令人砍下了焦用的头，并说出了宣言式的经典名言——“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韩琦式的宣言在帝国并不独有，后来同样坐到枢密使位置，也同样在西北带过兵的田况也为韩大人的宣言作过注释，田况老先生是这么说的，“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这句话，大意就是哪怕你领兵十万，干掉党项人，恢复幽云十六州，把契丹人赶到狼居胥山，取得卫霍这样的成就，回来在太庙给老祖宗匡胤报喜，这些荣光都比不上在东华门外摘下状元桂冠。

是的，这就是掌管帝国军事大权的韩琦田况们的想法，这也是武将及其兵卒在他们眼中的地位，无论你在战场杀过多少敌人，攻破多少城池，负过多少伤，一切都没有用，东华门外高中者，才是真正的好汉英雄。北宋帝国是文人的天堂，文人可以拿高薪，可以朝皇帝脸上喷口水，可以喝酒狎妓风花雪月，他们的脑袋是金贵而安稳的。当初韩大人在西北，高昂着头说对党项人要进攻进攻再进攻，并说打仗就不能考虑胜负，当然更不会考虑士卒的生死。因为在韩大人的眼里，武将和士兵的脑袋，根本比不上妓女白牡丹的屁股值钱，白牡丹的屁股开花了他会心疼，而手下的脑袋掉了，他不会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