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杂家(与张可为君合作)

(一)绪言

(二)战国末至秦汉思想统一运动之历史的原因

(三)战国末期之道术统一说

(1)荀子之王制论

(2)《庄子·天下篇》之道术统一说

(3)韩非子“言谈者必归于法”之主张

(四)总论杂家

(五)《吕氏春秋》

(1)方术统一论

(2)义利论

(3)反“非攻”及薄葬等主张

(4)余论

(六)《淮南内篇》

(1)道无为

(2)本末说的道术统一论

(七)汉代其他各家之杂家倾向

(八)余论

一 【绪言】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打算说明在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中国思想界有一种“道术统一”的学说,在思想家与政治家之间流行着。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有一种思想统一的运动。“道术统一”的学说,即是在这种运动中生出来的。有这种运动,有这种学说,思想界中即生出一种新的派别。此新派别即是《汉书·艺文志》所谓《杂家》。

“道术”一词,照《庄子·天下篇》所与的意义,差不多与西洋有一部分哲学家所谓“真理”一词范围相同。(他们写这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母,是要用大写的)大概言之,道术是对道而言,道是万事万物的总原理,对于此总原理的知识,就是道术;道术是对于道的知识,故有时亦简称曰道。荀子对于此所谓真理,即只称之曰道,而不称之曰道术。道既然无所不在,所以道术亦是无所不包。人所有的一切知识,以及各家的学说,都可以说是道术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从道术分出来的。《庄子·天下篇》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从道术裂出来的知识或学说,都只是整个的真理之一部分,即《天下篇》所谓“方术”。

凡以为有如此的道术,而自道术的观点,以批评,统一各派学说者,其主张我们称之为“道术统一”说。不以为或不说有如此的道术,而从别的观点,以批评,统一各派学说者,其主张我们称之为统一思想或统一方术。

二 【战国末至秦汉思想统一运动之历史的原因】

自春秋讫汉初,中国历史的趋势,在政治方面说,是统治机构由多元的变成一元的,由分散的变成统一的。自春秋时起,尤其是春秋以后,中国旧有的封建诸侯,各把自己的“国”做单位,在国内削灭了贵族,即所谓“家”的势力,集权中央,在国外则吞并弱小,巧取豪夺,以扩大疆土。这些国家,每一个都在有意地或无意地,企图完成这统一政治机构的历史使命,用当时的话说,就是说要企图去“王天下”。这种趋势,在战国末年更为显著,而一般人也希望这种趋势,能以成为事实。孟子说“定于一”,正是表示这种希望。

自春秋以降,各家学说的兴起,本来都是打算解决当时的各种问题的,都要“救世之弊”。因其所见不同,主张各殊,而又皆求其能得用于君,得行于世,所以就不免争辩。各家学说,愈趋完整,派别之分,越发显然,争辩亦日益激烈。春秋时代,孔子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战国初期,孟子就主张:“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善于“知言养气”的孟夫子,在那时代,就不得不实行“理论斗争”了。

到了战国末期,统一的局面,已有眉目。一元统治的政治机构的理想,渐渐具体化。思想界对于百家分歧冲突的局面,亦渐感觉不满了。第一个使各家都不满意的,是分析坚白同异的辩者。荀子说辩者之学是“不急之察”,又叫它做“奸”道。他说:“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荀子·儒效篇》)至于庄子、韩非,虽其观点与荀子不同,学说各异,而其主张取消辩者之学大家倒是一致。庄子从知识论出发,指出所谓“辩者之囿”,说惠施“辩之不足,益之以怪,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天下篇》)韩非从治国的观点出发,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这种对于辩者一致的攻击,即表示当时人对于各家“理论斗争”之厌恶,亦即是当时思想统一运动之表现。

思想统一运动,其兴起大概是由于下列三种情形:

第一,从历史上看,就统治者说,思想统一是必需的。因为统治者一方面在决定政策上,必需有一个一贯的理论根据,一方面在政策施行上,也需不受太多的庞杂不一致的批评,所有的统治者,大概都是主张思想统一的,自战国至秦汉,政治上既趋向“大统一”,所以统治者亦提倡思想统一。

第二,有许多人相信真理,尤其是有些哲学家用大写写的那个真理,本来而且只能有一个。既信真理为一,则对于各家之学之矛盾分歧,必有人思有以“一”之。

第三,就思想史之发展言,经过一“百家争鸣”之时代,随后亦常有一综合整理之时代。

在此情形之下,战国末及秦汉之际,思想统一运动,即应运而生。

在此运动中,有些人对于真理本来而且只能是一之一点,特别发挥。此等人之主张,即是此文所谓“道术统一”说。荀子及《庄子·天下篇》都是讲“道术统一”说的。杂家的人即是主张“道术统一”说的,或可说是,受“道术统一”说的影响的。他们对于各家的看法,与荀子及《庄子·天下篇》颇相同。他们与荀子的见解,有一部分相同,即以为各家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他们与庄子一派的人的见解,亦有一部分相同,即以为各家之“方术”,皆有得于道术,皆为道术之一偏。照这个观点的看法,他们以为求真理的最好的办法,是从各家的学说,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取其所“见”,去其所“蔽”,折衷拼凑起来,集众“偏”以成“全”。秦相国吕不韦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求统一思想的。史载吕不韦会门客作《吕氏春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汉淮南王刘安,也集合多人,作为《淮南内篇》,自诩谓:“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能’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淮南·要略》)这种态度明白地是折衷拼凑的态度。这派思想家《汉书·艺文志》称为“杂家”。《艺文志》说: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吕氏春秋》、《淮南内篇》、《艺文志》皆列入杂家。据《艺文志》所载,杂家著作,共有二十家,四百三篇之多,但今多已佚。不过除《吕氏春秋》与《淮南内篇》之外,其余杂家著作,大概是所谓“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语见《汉志》)者流所作,《吕氏春秋》与《淮南内篇》,已很足代表杂家,正如《老子》、《庄子》足以代表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