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癖好（第2/5页）

李叔同当年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好，也无所不通。成为弘一法师后，摈除一切，独书法始终不舍，留下了无数墨宝。叶圣陶评价说，弘一法师的书法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越看越有味。

王景录任军政部交通司司长十余年。后军政合一，何应钦让他兼任交通部次长，他都不干，可见其司油水之大并俨若一独立王国。交通司自王以下各头目皆赌棍。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在一般人家日感“钱紧”的当口，王等一干人却仍三天两头狂赌终夜。无论是玩“牌九”、“梭哈”还是麻将，他们一概不赌现金，而是一次赌毕，结算之后，分别开出支票清账。

胡汉民任广东省长时，市政厅长为伍朝枢。伍嗜赌如命，尤好麻将，他与政客官僚十来人凑成一“文酒之会”，每周一聚，实则为聚赌之会。每每狂赌一宿后，伍不沾家门便直接到市政厅上班。他后来在香港当寓公，搓麻时依旧经常连宵不歇，终于在1934年因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亡。

大买办雍剑秋发迹之后，本指望儿子雍鼎臣子承父业，至少守住这份产业。雍鼎臣却无意于此，他结交了一帮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他曾连续赌博三昼夜而不歇息一刻。雍剑秋去世前一年，雍鼎臣染上大烟瘾，天天卧床抽鸦片，三年后竟致不能起立，但仍用电话联系股票市场狂赌。

载漪好书法。在北京时写魏碑，后一直写苏东坡的字。发配西北后，每天必以写字为消遣。但载漪写字有个习惯，每次写完即烧掉，从不留笔墨。在甘州时，慕名向“王爷”求字的络绎不绝，无一人得逞。

康有为是个宠物迷，猫狗金鱼等都不在话下，他家还养过大龟、海豹、澳洲袋鼠、孔雀、猴子、麋鹿、驴子。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度嗜酒，每喝必醉。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跳舞，终日泡在舞场。有一次袁掏出一张百元的中国银行钞票（当时市面极其罕见），让舞厅茶役给他买烟。烟摊换不开零钱，茶役就垫钱买了一盒，回来对袁克度说：“换不开这样大的钞票，我给十二爷买了一盒，以后有零钱时您再给我吧。”袁借着酒劲当即答道：“这张钞票就给你吧，我不要了！”

汤恩伯有三宝：香烟、汽车和马。他平时抽烟常向副官查数。1939年汤部驻屯河南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汤。汤向副官处长交代，要招待好孙连仲，但又特别叮嘱，无论如何不能拿他的烟待客。熟悉汤恩伯的人都清楚，汤一般不给客人让烟，到汤的住处，要抽自己的烟。1946年，荣德生被匪徒绑票，荣家花了30万赎票。不久毛森破获此案，荣送给汤一辆豪车，汤妻王竞白对人说：“荣德生送老汤一辆汽车，非常漂亮，既有冷气装置，又有收音机。”

张灵甫虽为一军人，却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他藏有不少古董字画，其中有一把瓦壶，据说是明朝杨椒山用过的。

陈布雷生活中离不开两样东西：烟和安眠药。这大概和他所从事的职业不无因果关系。抗战前期，重庆供应紧张，杜月笙常从香港带给他三五牌香烟和安眠药。

宋美龄喜欢打桥牌，较为固定的牌友有魏道明、郑毓琇夫妇，宋霭龄也常参加。

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一生别无他好，唯一的乐事是打算盘。每天晚饭后，他便打开卧室里的银箱，取出三十多个存折，用算盘核计一番，看看当天又多了多少钱。他所在的永泰和洋行，职工经年累月一天到晚能听到经理室传来清脆响亮又流利的算盘声，就是弄不懂郑伯昭哪来那么多的账要算。

上世纪20年代末，许杰与女生何显文同船去南洋留学。何有烟瘾，曾在船上花一块钱买了一听50支装的香烟。许杰当时有些不能理解，他平时三块钱就能过一个月，而她买一听烟就花去一块钱。不过两人最终还是结为夫妻，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1932年6月26日下午，鲁迅一家去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参观“春地画展”。艾青送展的作品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幅抽象派画稿，鲁迅走到这幅画稿前，驻足片刻，问：“这是原作，还是复制品？”艾青答：“是原作。”鲁迅说：“是原作那就算了。”鲁迅有收藏美术作品的爱好，尤好版画，很显然，如果是复制品，鲁迅打算把它买走。艾青后来很后悔，当时没有把作品送给鲁迅。

老舍喜欢听京戏，也会唱。1944年，六七十人在重庆郭沫若家聚餐，庆祝他从事创作30周年。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则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他唱的是龚（云甫）派老生。

梁启超说：“只有打麻将能让我忘却读书，只有读书能令我忘却打麻将。”

民国初期，滇军将领多半都有大烟瘾。范石生曾回忆说，他们横卧烟榻时，如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孙中山）来了”，他们便收起烟枪出去迎接。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就从烟榻上坐起来。如果是蒋介石来，他们便继续抽烟，连坐起来也免了。

黄绍竑当上广西“二把手”（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后，私生活日益滑向颓废，甚至开会议政时也常借故溜走。李宗仁劝他戒掉大烟，他答：“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后来，黄绍竑在李宗仁等的撮合下，娶了个可心的妻子，便当着李宗仁的面，捣毁了几套极为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以示重新做人的决心。据说黄在戒烟期间硬着头皮不用西药，忍受了极其痛苦的一段日子，一个月后竟彻底脱瘾康复。

严复年轻时染上大烟瘾，李鸿章曾这样劝他：“汝如止队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严复终其一生，并未“革去”这个嗜好，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猛抽，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入上好的烟膏，他的家书里不乏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1919年，已步入人生晚年的严复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

舒新城长在水乡，自幼喜划船。后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成为出版家，这一爱好也因条件所限而渐渐荒疏。1934年10月，舒新城夫妇到苏州郊外的青阳港度周末。饭店门前是一条宽几十丈、水极清澈的河。饭店备有一种尖底船，桨有胫，可坐荡而周身用力。他们上午10点多入住后，11点即租船划了一个小时；下午3点又划了两个小时；晚上8点再划一小时。一日三划，算是过了一把划船瘾。次日白天出游，回来晚饭后又划一阵。第三天下午又划了半天，并且深入小港，串游水乡。两人此行感觉极好，当即商定每月各存10元工资，专门用于以后来这里划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