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交游（第3/4页）

旧《大公报》的创办人王郅隆是“大茶壶”（指旧时妓院中的青年男仆）出身，后来自己开妓院。一次，安徽督军倪嗣冲来逛妓院，打牌时三缺一，王老板应邀作陪。倪当夜输了几万块，王把他开的支票当场在烟灯上烧毁，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条件甚苦。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个教授同居一间房。吴宓规定每晚10点熄灯，此前各干各的事情。闻一多读书写作；吴宓备课；沈有鼎说：“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说：“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胡适在北平时，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蔡元培回忆说：“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的中学生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演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指鲁迅）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我完全不懂音乐。’”

郁达夫说，鲁迅在北京时，疏于交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与鲁迅曾一度是邻居的范文澜也回忆说：“一个暑假……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从没有听说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

鲁迅从厦门到广州后，一些国民党要员如陈公博、戴季陶、甘乃光、孔祥熙等都曾送帖子请他吃饭，意在笼络，但都被鲁迅拒绝。

胡适说：“狮子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

一次鲁迅去曹聚仁家，见书架上堆着不少鲁迅作品及相关资料，便问曹是不是想给他写传。曹聚仁笑道：“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后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聚仁后来说：“就凭这句话，我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又说：“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三男：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许羡苏和许广平。朋友们心中，都以为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我在这儿也不多说了。”

徐懋庸回忆说：“有一次谈话完毕，从Astoria（一咖啡馆）出来。他（鲁迅）忽然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两个。他就带我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说：‘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吧。’又知道我正消化不良，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子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的。’”

胡适一生广交游，几乎从不闲着。唯有20年代末在上海的三年半是个例外。罗尔纲回忆说：“当时在上海，却绝交游。他最好的朋友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著名诗人徐志摩同住上海，都没有来他家。”胡适自己也说：“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美国、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撤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

1941年9月，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杜月笙从香港赶到重庆，扶棺连呼：“四哥！四哥！”悲痛欲绝。

1927年，李大钊避难于苏联使馆。在熊希龄女儿的婚宴上，杨度从汪大燮口中得悉苏联使馆将被搜查后，马上离席，去委托章士钊通知李大钊。但李最终没能离开使馆而被捕。杨度又变卖了自己的住宅去营救李大钊。李大钊遇害后，杨又张罗着为李殓葬。

1930年，罗尔纲借宿于胡适在上海极司菲尔路的寓所，他后来回忆说：“7月的一天，下午二时后，突然听到一阵楼梯急跑声，我正在惊疑间，胡思杜（胡适之子）跑入我房间来叫：‘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他把我拉了下楼，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厨子、女佣都早挤在客厅后房窥望。思杜立即要厨子把他高高托起来张望。我也站在人堆里去望。只见梅兰芳毕恭毕敬，胡适笑容满面，宾主正在乐融融地交谈着。”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母亲病。后来发表的鲁迅日记、鲁迅书信中，都没有鲁迅与胡适见面的记载，但罗尔纲却回忆说：“思杜告诉我，有一次，那是个冬天，鲁迅来北京，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思杜赶着去帮他接大衣。胡家来客，有多少显贵，我从不闻说过他给哪一个接大衣。”

金岳霖说：“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

1923年，鲁迅说：“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和这段话相呼应的是鲁迅在当年给李秉中的信中开出的一个作息时间表：“午后一至二时，在寓。三至六时，在教育部（亦可见客）。六时后，在寓。星期日大抵在寓中。”而十多年后，鲁迅定居上海时，情况已今非昔比了，他在一封信中说：“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

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期间，写信给许广平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霁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很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帮是看不见的。”几年后，鲁迅致信曹聚仁：“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1926年的一天，胡政之和张季鸾来天津找吴鼎昌，这本是一次友人间的聚晤。仨人闲步街头，路过不久前倒闭的《大公报》门口，见双门紧闭，金字招牌尚高悬门额，吴鼎昌对胡政之说：“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胡答：“你如果有意思，我当然愿意再当一次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济汤’。”吴说：“钱不成问题。难得季鸾也在这里。咱们就凑合起来吧。”三人一捏咕，当即商定由吴筹资五万元，盘下《大公报》，胡、张来经营。

后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并称《大公报》三巨头，又有一说《大公报》是吴的钱，胡的人，张的笔办起来的。这张起步于1926年的新记《大公报》，也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间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家民营报纸。

张季鸾与蒋介石关系不错，他在任何场合提及蒋介石，不叫蒋委员长，也不叫老蒋，只一种称谓——蒋先生。但他与蒋交往并非无原则，他曾向一位《大公报》同事谈起：“蒋先生要我到香港去一次，送我5000美金，并且说，钱不够用，还可以在香港就地去拿，把用钱的地方都指定了。您想我怎么能去呢？怎么能用他的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