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3/5页）

这样的穷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越穷。她住宅的楼上有一个竹箩筐，里面存积着一串绵延不断的铜钱，我们称之为“明钱”或“穿眼钱”。内中多“咸丰通宝”或“光绪通宝”，但是内中也间常夹杂着历代铜钱，如光亮的“嘉靖通宝”。穿钱的绳子愈接愈长。终至从筐底而辗转至满筐。这是她半生治家的积蓄，自袁世凯大头银元流通之后等于全部作废，只供我们零星取去作为玩具。（要是这筐铜钱留至今日再运往国外可能又值价了，内中也必有稀见的货币。）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我至今还记得他戴着那顶旧毡帽，至街头即将转弯向我们回顾一刹那的关头面上尴尬的表情。我们也可以想见到母亲心头的滋味。

我并不是全无心肠，完全不曾感受母爱。只是天性的母子之情，总被这些环境上的因素笼罩着去了。

我还记着我第一次进住宿的学校，妈妈托人带来的一篮盐蛋与皮蛋。蛋壳早已洗净，盐蛋也曾煮熟，上有她用毛笔写着“皮”、“盐”。其实这样的标记已无必要，我见着就吃，也不分黑白，只吃得腹痛为止。倒只有多少时候以后，想及她搓糠灰、拌盐水、洗蛋壳，又在蛋壳上一笔一画写字的爱子之情。我离家的时候妈妈替我收拣行装，她亲手将我的衬衫尾插入裤中，嘴里说：“要不是养育你一场，也没有这样的牵挂了。”说时眼睛润湿。我当时并没有如何的感动，也要待到以后两地隔阂，才记起如斯的细婉情节。我将考大学的日程预先写信告她。后来妹妹说，到那天上午和午后妈妈再三地说：“你哥哥正在用心咯！”

抗战之后不仅我投笔从戎，弟弟也进辎重兵学校。他有次在家信里提及在某处宿营。据父亲说妈妈一听及宿营，头顶上没有房屋掩盖，立即就哭。我曾在缅甸负伤，实际是腿上轻伤，只不过裤裆被撕去一块，上面血迹斑斓。我将这咔叽裤带回作纪念。至此已事隔经年，妈妈见着仍是流泪纵横。

妈妈这一代的女性，她们的生命与前途，不由自身做主。她自小就做了外祖父教条下的牺牲品。人家的女儿已开始入学，她不得入学，人家的女儿已放足她仍是被逼裹足。以后则只有相夫教子，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可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仍有她们赢得的报酬，我父亲在珍珠港事变前一月去世。他弥留时对妈妈说：“我们有两个好儿子，让你去享福吧。”不料她所享之福不过起先随着我们，后来随着妹妹及妹夫南北奔波，在轮船上搭地铺，在卡车上坐车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带糠屑的配给米。她夸告邻居：她的两个儿子都可以到美国去，只因为照顾亲娘，不愿离去。其实则两个儿子都在打算盘前往美国自寻出路。他们回时只在母亲无碑的坟前怅惘徘徊。

妈妈说：“我不要你们如何服侍我，只要不使我牵肠挂肚就好了。”在20年代和30年代她说的可能代表当日一般为人母者的衷心之言。

事情是这样的：湖南经过北伐的暴风后立即“清党”。不少的年轻人，不一定曾经过宣誓的手续矢志做共产党，只要参加左翼团体集会，在学校里发激烈的言论，或爱上了具有政治思想的异性，都有被拘捕和被审讯的可能。审讯时可能被屈打成招或是因言辞出入而犯重刑，十九都是死罪。我一生也不能忘记我还在上小学的那一年，一天我看到枪兵指挥街上行人回避。不一会儿一队士兵刺刀插在枪管上，在号兵吹冲锋号之后，高呼叫：“杀！”被押解的有二十多个男女，都是一身“剪绑”，背后插有“标子”，上书“斩决共匪”某某，名字又用红笔从上到下贯穿。为首的一人还在叫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至此已力竭声嘶。后面的几个女性，穿水红色内衣，年龄也只二十左右，也被兵士推着保持一行列间快步的距离。约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全在长沙的“教育会坪”身首异处。

这样的惨剧也轮到我家亲戚头上。我们称为“钧舅”的向钧，是我们三舅母的弟弟。他们的母亲又是我祖母的堂妹，我们称为“五姑外婆”。她们都住乡下。钧舅判刑之前，我父亲曾往监狱探问，便中转告家人都望他自首。其实所谓“自首”，除了承认有罪之外，还要供报同党两人，让政府缉获建功。钧舅执意不从，他被枪毙之后连我们孩子们都知道了，妈妈和三舅还连通我们一齐瞒着三舅母与五姑外婆。这位老太太在火炉前烤火的时候，眼色无神。我们也不知道她内心想的是什么，总之她仍不知道已与儿子生离死别，阴阳异途，使我感触到前人所作文“生也无辜，杀之何咎”的切身之感，更不用说在执行死刑之前还要给这些男女的凌辱虐待之无心肠了。

后来我因抗战而从军之前曾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过几个月。报社的主编是田汉先生。当日我们只知道他是左翼作家，不悉他早已为共产党员。我因为《抗战日报》停刊之后与他的儿子田海男同入军校，所以称他为“田伯伯”。1942年他与他的母亲——被称为“戏剧界的母亲”的易克勤老夫人——同在桂林。我们拜访他们的时候，老太太因与母亲都曾在长沙东乡长大，是以相见甚欢。田汉已与作《渔光曲》的安娥婚外同居不为老太太所喜。安娥小姐希望承欢膝下，也不惜大艺术家的身份，即往厨房做蛋汤欢迎我们。至此我有机会与她谈天。

她说：“我们如真的要出国的话，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

我知道她所说非虚，不过我不相信不去的原因完全是为着“群众”。田汉可能不愿离开抗战（他曾发表一篇文字，题为“欢迎抗战的观光者林语堂先生”），但是中外都知，他虽也是大艺术家，却以“纯孝”具称。原来他家里也是极端贫寒。田老太太初往长沙时坐独轮车，堂弟推车，田汉在前以绳拉车。所以他们一家人至为接近。我也不知道靠何凭借，他们支持他上长沙师范学堂后又往日本苦读六年。田汉回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戏剧家，也仍不维持自己的小家庭，仍是有饭大家吃，不计家人生产，由“戏剧界的母亲”当家，任食客来往，一家有公社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