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4/5页）

田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已经坐过牢。他因曾参加左翼作家同盟而被监禁于苏州监狱。共产党主政期间他理应得意称心，而最初约十年也确是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仍不免再陷缧绁。1930年他曾写过一篇称慕蒋介石的文字，说蒋确有做文天祥史可法的气派，三十余年后终被检举。而实际的罪过则是他在上海期间没有照顾日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蓝苹。

田伯伯最后的出处至为凄惨。他被禁于秦城监狱，有病无药可施，他最后一信给他母亲易克勤老夫人，还望她能寄些钱来。他连日咳嗽不已，同被监禁的人说起一天傍晚时分咳嗽停止，他即于当晚去世，时在1968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以肺炎死于战场，也曾令戏剧界的母亲田老太太流过不少眼泪。

田汉案件平反后，中共领导人为他在八宝山致奠茔葬，但是所葬也不过是一座“衣冠冢”。他的骸骨在去世时如一般罪犯的处理，早已不知去向。以彼类此，这也是我不主张恢复母亲墓碑的原因之一。

这样看来，我们遁迹海外，没有侍奉慈母，好像又情有可原了。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升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然则我们如何解释这段历史？我们纵用环境逼迫推卸自身的罪愆，如何作全面目的评判？尤其我动辄鼓吹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至此如何交代？即是目下纵谈“关系”，这一段经历之重点，往何处置放？

在解答这串问题之前，我必须再渗入我家佃农的一段经历。内中也具有一节关于母亲的故事。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他原来也姓黄，只是当地人习惯，“有钱人姓黄，没钱人姓王”，乡人都称他王七。

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

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因为收成不好就减租，牛死也出钱资助成全他买牛。而尤以这次佃农去世，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七岁，让他继续耕种没有退佃实为莫大恩德。1942年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去后，我们因为葬父回到乡下老屋，见到王七娘。她涕泣着告诉我们，日军撤退时，曾有一队士兵来我家庄屋住夜。为首一人见到她儿子王三，才十五岁，也未问话答话，见面立即挥动军刀一劈当场杀死。

因为我父亲也刚去世，她在带哭之中又说：“想他已经去服侍五老爷（我父亲）去了。……五老爷心肠好，会照顾他的。”

我听时万感交集。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可是在这里我面临着受害者的妻子，下一代佃农的母亲，她不仅对我们无恶感，还承望带着传统道德的主仆关系能够通过来世今生，继续存在。

以后我读到土改工作者的报告，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和我们的想法同，最初极难鼓动村民造反。佃农不仅恐怕日后报复，而实际有很多与地主休戚相去不远，不愿恩将仇报。中共人士要竭尽各种手段，才能策动他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因为“矫枉过正”，即不少土改工作者本人亦为之战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易地而处，也必将遇到同样的遭遇。

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为什么中共的土改竟能成功？解放军也能在内战里获胜？

我一直待第二次来到美国，重作学生，读到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才能获得局部的解答。

我们习俗以为的“自由”，只以为照目下状态各人自行其是，这是一种局部而肤浅的解释。真正的自由务必打破习俗上非道德的羁绊，而恢复到纯真的境界。比如说在南北战争之前有些美国之奴主，也以为自己待奴隶仁厚，实际则只在奴役他们的关头，稍微宽容。在那种情况之下虽为奴主也并没有享到真正的自由，也还是迁就于习俗，维持原状。

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远在30年代及40年代，费孝通即指出中国（大陆部分）地少人多，土地的收入已不能同时供应地主与佃农。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上述我家窘状，我外祖家大舅等窘状也只有每下愈况，此种情况不能算是我们自由意志下的决策。

远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卢梭论自由即已提出自由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在他之前，洛克创“劳力价值论”，即谓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赐给全人类。各人以自己的劳力与一部资源混合，则此部分，成为他的私人财产。即在当日内战期间，我们站在政府军的立场，也并不即是反对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国能统一，获得外援能将经济成效由工商业而泽润于农业，由滨海而及于内地，以缓和改造期间的痛苦。局势的发展既已证明此种奢望成为梦想，农村问题已迫不及待，并且取消地主所有，犹且不足，仍要土地国有，集体经营；集体经营不足，还要承包到户；所有行动都不可逆转，这样看来，全盘发展可以算作卢梭及黑格尔所说“公众之志愿”，至此我们也只能接受历史之仲裁了。

类似情形下，日本在麦克阿瑟督导之下执行土地改革，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案”，南韩美军将北韩军驱逐后不许地主阶级重返，也都不能逆转，也都可谓符合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这并不是对改造期间的残虐行动洗刷。我想任何人也无从为之洗刷。至此我们只能引证黑格尔所说，在历史中的一种大变动前，没有人能洞察其行动的实际意义，虽领导人亦不过较旁人所知略多而已。我们的观察，则是发展的过程中极难预见其牵涉之深，范围之大。一百年前张之洞已看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已说穿横对面前需要的改革，已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之所未有。但是他仍没有想及贯彻始终，需要推翻专制，而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犹且不足。其背景则在中国的革命必须通过蒋介石阶段、毛泽东阶段，至邓小平阶段方见水落石出。为什么在行动之中，很多人还要引出许多额外的残酷手段？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见及需要改变的范围之大。他们总以为自己所能掌握的局面，即是一切问题的终结，所以他们用道德的名义，标榜着至善与极恶，有如司马迁之论法家“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一念之差，才在人世间造成很多额外的痛苦。我们论评历史主张多利用技术的角度将史实引长放大，也即是避免“惨礉少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