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安街六〇六号（第3/5页）

于是我们在矛盾之中。全不开放不好，待开放又有障碍。警察也有他们为难之处，遇事干涉不妙，完全不闻不问也怕出蹊跷。

只到这时候诺门才告诉我：要和女人来往，没有大问题，只怕事后麻烦，要负责任。他又说：“有些女人愿和你们一类人来往，可以不负责任。”我只能猜想他谓我非美国公民，却不知为何与他来往要负责任，与我来往则可以不负责任。

可是最后还是诺门·戈雷自己先遇到麻烦。他在安亚堡任女人捡拾并没有如何的成就，最多也不过在冰淇淋店里和人邂逅。他和他的未婚妻却在这春天之内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原来诺门与露易丝原本互不相识，因人家安排的约会（blind date）而相恋而订婚。他来密大，露易丝留在麻省，两人每隔三两天必有情书来往。（平信邮费只三分！）有一天她提及周末与人约会，信内还有这样的一句：“他们福尔锐瓦的人都说我们纽白德弗的女孩子轻佻。”我想她故意让诺门嫉妒。果然，诺门接信后寝食不安，他给信让我看，又解说福尔锐瓦去纽白德弗有十英里之遥，他和露易丝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做搭档而订婚。这样看来他们所订之婚已靠不住了。

于是东安街的参谋团聚商，亚瑟主张诺门应向露易丝追回订婚戒指。只有我是忠厚长者，始终以中国传统成人之美自命。我说：

“你不是三两天前自己还在街上找人约会吗？”

诺门回说：“那不同。一个女孩子已经订婚，手上戴订婚戒指，就不当随便与男人来往！”

我虽同意他所说，看到他一夜未眠，容颜颓丧，与平日笑脸常开、乐观自信的诺门判若两人，不免为他难过，乃主张他打长途电话将这旨意据实告诉露易丝，并且对自己的行动也加检点。（这时电话费却很高昂，长途电话动辄三元。）至于悔弃婚约，我指斥他为“可笑的孩子气”（ridiculously childish）。

在诺门尚未去电时已接到露易丝的来电。他们初尚争执，中间一段两人欲言不语，又像僵持。根据他以后向我的报告，两人电话上的磋商如是结果：

露：“你要拿回你的戒指吗？”（Do you want your ring back?）

诺：“我不知道。”（I don't know.）

诺门的好处乃在他引用我为心腹时言无不尽的将当中情节尽量披陈，有了这些资料我判断他们必定重归于好。露易丝既未主动提议将订婚戒指退回，诺门也未积极接受，可见得小两口吵嘴，彼此不愿当场道歉认错，下不了台。果然一星期后露易丝的包裹到，她已替未婚夫织了一件毛背心。再一周为春假，诺门回麻省度假，临行时他已大致恢复常态了。

他们间的关系自此急转直下。这次团聚之后，他们决定夏间提早结婚。我失去了同房伙伴，还有约翰·布朗禁不起东安街六〇六号的噪音，也决定迁出，我承继了他的单人房间，从每星期付费六元五角的房租骤升至每周八元。但是仍有菲史夫人来房每星期二换床单枕套，用旧剃头刀片刮洗地板上的污点及橡皮糖痕迹。秋间新婚的戈雷夫妇来安亚堡，露易丝在大学医院找到工作，密大妻子支持年轻丈夫念博士班的集团中又多了一人。新戈雷太太感念我在春间支持她，邀我至他们的狭小的公寓房间里延为上宾，我有机会在诺门新婚妻子面前叫他为“可笑的孩子气”。亚瑟妄自建议诺门退婚被露易丝打入冷宫，从此诺门奉有阃令，不得与斯人来往。

他们从此“快乐的生活”，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此间不过提前涉及。当诺门春假后只身回密大时，他仍遇上了一段新危机：他家里紧急电话通知：家乡征兵的指派小组（Draft Board）已将他编为A-1，随时有奉调入伍的可能。这还是1953年春夏之交，韩战正酣，板门店开和平谈判还是几个月之后的事。

诺门一面找密大证明他所做的生物化学试验有关公众利益不能中辍（据我所知这是真的），私自却和我说，他根本就反对韩战。

“你只能说良心上反战（conscienti ousobjector）”，我据在参谋大学所学解释，“他们仍可征调你入伍。或者派你做担架兵。”

“No Sir, not me!”诺门又带反抗式的声调说。他并且把左边肩胁抬高、右边肩胁抑低的表示一定要他入伍他将用这种姿态应付。

“诺门，”我还在说，“你不像一般文字里叙述的急公好义之美国人。”

“Sisgungpa-Rah, rah, rah!”他带讥讽的驳斥我所说的急公好义。

结果密大生物化学系的文件见效，博士候选人戈雷的指派序次降低，因之没有被征调，他才能与露易丝快乐地活下去。可是他带着反抗的姿态不说，诺门到底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人，事后他还是承认我所说非虚：美国在1953年已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干劲”。在这50年代好莱坞出产的电影，已经显示民间对国际战事不再热烈支持，甚至质问指派小组的编派是否公平。

这样结束了我们在东安街六〇六号的第一年。入秋以后学声乐的彼德也没有在此住宿。亚瑟原打算继续攻读博士班。开课之后他接到国务院的通知，他申请参与在国外经理美援的工作已获通过，于是弃学从政，不日受训后走马上任驻节雅典。至此菲史房东又大贴广告，招募了四位新房客。因为不同的原因我和他们的交接较稀，住室内外没有以前的热闹。大卫和我则同为华裔也是资深住客，更因着同在卫理公会教堂合作社用餐，仍是朝夕过从，直到1954年夏天，我们都从密大毕业，取得学士学位而止。

以后看来才知道这不过是我以为我们已同时在密大毕业。

因为彼此没有家属来临，我们都没有去租袍服参加毕业典礼。我只在事后付费之后凭学生证赴注册处取得文凭。想象之中林也以同样办法取得他的文凭。

一年之后才从房东菲史夫人获知：大卫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并未毕业。至1955年他的衣服书籍留在室内，本人却不知去向。以后又有他新加坡的家属和密大以及津贴他上学的教会多方查访，始终杳无音讯。他手头无钱，也不能找到工作，何以能去得无踪无影，甚可置疑。可是一星期、十天、半月、一月，和半年迅速地过去，大卫·林就渐渐被人淡忘了。至此我自己也走到了生活上的危机和分歧点。我一面半工半读，一面也在黄昏与晚间带着女友去休龙河畔停车。自始我和女伴都知道我们两人匹配得并不适当，可是又舍不得分手。如是拖上两三年，最后还是诀别。我虽然至此尚未结婚，已深知离婚滋味。最近一位浪漫女郎在《纽约客》所写短篇自传，也说到她和男友分手时，其震撼有如好几个“深水炸弹”（depth charges）。我相信她所说非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