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岭南撑起一片天（第3/4页）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以抗日反蒋为由的“两广事变”，其个人动机竟与相面不无关系。蒋介石在1934年3月，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回到南京后，他决定抽调陈济棠的粤军从南路围攻红军，电令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谈。陈济棠派了他的五哥陈维周，想借机看一看蒋介石的“相”。陈维周相了蒋的“面”，随后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蒋家祖坟的风水。回到广州后，他对陈济棠说，老蒋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一关，他非死即伤，如我们积聚力量，整军经武，举兵北上，可获全功，到时就能统一天下。陈济棠居然深信不疑，决定举兵反蒋。

举兵之初，陈济棠下令布置几处神坛，规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坛前一排长桌，焚香燃烛，桌上放着许多装了半杯鸡血的小酒杯，神坛左侧是象征蒋介石的一个草人。参加盟誓的官兵须在晚间赶到神坛前，侍卫先将每人用黑纱布遮住双眼，引至神坛前，行三鞠躬礼，然后揭开纱布。监誓员给每人发一张印好的誓词，各人在纸上签名后，由监誓员带头宣读誓词，然后各饮鸡血酒，依次走到神坛前，拿起木剑向“草人”连劈三剑，表示反蒋决心。宣誓者离开前还要高呼“拥护陈总司令”等口号。

部队行将北上，陈济棠让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信心大增，举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举兵不久，陈济棠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空军大队40架飞机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起飞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这时陈济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还是“机不可失”，原来卦中的“机”字，不是时机成熟的“机”，而是飞机的“机”。不久后，陈济棠倚之为心腹股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收买，第一个通电拥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有的通电辞职，有的不辞而别。蒋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平息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就此下野。

香港脱险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招招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做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