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于右任（第2/3页）

“过一过二偏偏还要过三”的于右任，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再创立了《民立报》，请宋教仁做主笔，在报纸上开出《民贼小传》，专写清朝贪官污吏，为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专门教导当时自己报社的新闻记者要有新闻道德，提出：“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民立报》率先发文是袁世凯幕后指使，于右任于是被通缉，逃亡日本，报纸遂停刊——这张报纸活得最长，活了三年。

于右任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

当时的著名书画家对于右任有过这样一句评价：“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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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善写诗做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字。

于右任最擅长草书，有“当代草圣”的称号。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将篆、隶、草与行楷融会，打通魏碑，自成一家，每一个字都自有意境。

于右任也爱写字。年轻的时候，他常背着一个褡裢袋子，里面既不装衣物，也不装钱财，就装两个印章。有人来求字，提笔就写，写完盖章，分文不取。

于右任写字不看人，也不分贫富，更不会“惜字如金”，以确保自己字的价格。贩夫走卒来讨字，只要于右任喜欢，来者不拒。但如果碰到他不喜欢的人，怎么讨也不给。比如他不喜欢宋子文，宋子文曾专门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扇面托人请他题字，他就是不肯写。但他在饭馆吃到一道好吃的菜，提笔就给店家写一块匾额，甚至给女服务员也题字。

于右任书法作品

于右任到了台湾后，很多人都假冒他的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表示要“严惩”，但于右任特地关照“不要为难”他们。一次，他在马路上看到一家商店的牌匾是假冒他名题的字，就走入店内，让店家摘下牌匾，重新写了一幅，且分文未取。

于右任给人题字比较随意，但题的内容却不随意。

他给张大千题的字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为蒋经国（当时在台湾，于右任已看出蒋介石欲让他接班）题的字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他的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主管教育，于右任给他题的字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

他还为南洋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题过楹联，特地用白话文写了“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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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写诗，题字，于右任完全就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但之所以他有名，因为他还是个政治家，甚至还当过总司令。

于右任一直追随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中国的铁路开始夜晚发车，就是在他任上决定的。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右任也随即辞职（回去办《民立报》了），后因反对北洋军阀，于右任担任过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也算是书生掌兵了。

从1930年开始，于右任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政府的监察院长，从此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34年。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非常敏感的部门。也正是因此，“监察院长”这个职位，一直迟迟没有归属，直到最终以正直清廉闻名的于右任出任，大家才都没意见。

但在民国的大官场，于右任自己正直清廉是没有用的。于右任上任之初，也曾踌躇满志，放言“苍蝇老虎一起打”，但真打起来，就发现除了能动几个小小的科长或处长，再往上的就动不了了。于右任曾想法办贪污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和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但这个级别的“小老虎”，就已经有上层人物，乃至蒋介石或汪精卫来打招呼了。

以蒋经国的身份，以国民党当时的决心，在上海“打虎”依旧落得个无疾而终，于右任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监察院长”，于右任做得很是胸闷，被人讥笑为“监而不查，查而不明”。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蒋介石坚决不准。

于右任在官场中表现得最书生气的一次，就是1948年的民国副总统选举。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站了出来，参选副总统。他的竞争对手，是孙科、程潜，以及最有实力的李宗仁。

各个竞选人为了拉票，对各路投票代表使出了各种手段：

李宗仁给每个投票代表都提供了一辆汽车，配司机服务；包下几个大旅社和酒店，只要是代表，免费入住，免费吃喝。

于右任（中）

孙科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程潜是武汉行辕主任，他们也是天天设宴款待各路代表，给吃给喝还给礼物。

于右任呢？啥也没给，在自己屋内摆开文房四宝，只要代表来，就送一幅字，上书他最爱写的一句话：“为万世开太平”。每天上门讨字的代表络绎不绝，最多时每小时有近200人，排起长队。

在投票日前一天，于右任终于给各路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一家饭店里请大家吃饭。在开席前，于右任说：“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

到了投票日，结果不出意外，于右任得493票，第一轮就被淘汰。

冯自由替于右任感慨：“你的纸弹怎么敌得过人家的银弹？”

但投票第二天，于右任依旧准时出现在会议现场，风度依旧。全场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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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走得近，就难免会为政治所累。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一溃千里，国共和谈在北京举行。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原本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京参与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准和谈。

周恩来当时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京，得知他不能来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转告于右任：如果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请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攻破长江，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说过一句话：“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为他知道，当时他身边已经被安排了监视人员，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