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妇女：地位上升最快群体（第2/4页）

苏维埃政权着力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收到明显成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道：“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校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198]这种地位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调查发现：“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199]

苏区妇女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她们参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热情，无论在后方生产还是在安全警戒上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地在乡苏维埃政府之下，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积极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许多妇女掌握了犁耙、莳田技术，担负起原来由男人承担的繁重劳动。1934年春耕期间，瑞金能够参加生产的妇女达到3104人，仅下洲区就有1019人。[200]兴国全县参加生产的妇女更高达两万人以上。[201]青年妇女则参加到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中，成为保卫地方安全不可或缺的力量：

上杭大拨区大拨乡的一个妇女细蓝同志，她是一个团员，当敌人前次进攻该乡时，男同志及部分的群众都离开本乡了，但是这位模范的女性却安静沉着的不跑，当敌人快要迫近大拨时，她一面燃烧号炮——因为放哨的人都“逃之夭夭”了，俾广大工农群众知悉准备与敌作战，一面亲自率领模范少队数十人奋勇直前的打击敌人，给了进攻的敌人以严厉的痛击。[202]

妇女广泛参加政治生活是妇女地位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苏维埃政府有女子当选，一切群众示威游行等运动，均有女人参加，作战时妇女送饭茶慰问伤兵都极热烈。新年耍龙灯，女子都提灯、化装、武装出来了”。[203]1933年5月，中共闽赣省委在召集省党代表大会的有关通知中，明确规定：“出席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工人成份应占百分之四十，劳动妇女至少要占百分之十。”[204]在1933年下半年开展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苏区妇女积极投身其中，瑞金下肖区记载这里的妇女选举情况：

区妇女部接到中央局通知，立即召集妇女委员会，具体的讨论。党团区委常委会通知各支部召集各妇女指导员和主席团联席会议，此会议上党团区委首先具体的讨论选举运动，过后拿到此会中去进行，很迅速地在一个多钟头的会议中，先半个钟头政治与前方红军伟大胜利好消息报告，她们非常兴奋，根据此报告来讨论了下列问题：1.妇女在苏维埃选举百分之二十五的准备。2.给全苏大会赠品，各乡热烈建议扩大红军竞赛，全区共四十多名。3.每个妇女做一只草鞋给前方红军。

对于过去婚姻条例的意见，做提案给全苏大会修改，各乡妇女具体讨论过（如妇女自由带土地财产与小孩子给养费等问题），这任务完成了。由区一级组织了总结各乡婚姻条例提案委员会，全苏大会做修改婚姻条例参考。[205]

随着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日渐活跃，妇女广泛参加到各级政权中。1933年，江西苏区16个县，县级妇女干部有27人，兴国一县有20多名妇女担任乡主席。1934年初新组成的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25%以上，有的地方如上杭县的上才溪乡和下才溪乡，妇女代表分别占54.6%和64.8%。[206]在各级政权机关中，“乡政府及区、县政府，亦统统有女子当选委员”。[207]1933年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候选名单中，妇女人数多达31人。中共党员中妇女党员人数随着妇女运动的活跃日益增长，据统计，江西省女党员在党员总数中的比例，1932年夏为8%，次年1月，据瑞金、宁都、兴国等九县的统计，增加到13%，总数达5871名。[208]5月，总数进一步增加到10294名。[209]对于苏区妇女的政治热情和地位的提高，国民党方面也有客观描述，承认苏区“一般妇女须随时常为红军缝做草鞋，而妇女结婚、离婚，绝对自由”。[210]

中央苏区妇女的天足及与外界联系较多的状况为中共在此展开妇女运动提供了比较好的天然条件。苏区妇女本身就有着当家养家的传统，其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较易得到激发，因此苏区妇女在扩红、慰劳红军乃至后方生产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福建长汀扩红运动中，“在群众会上妇女突击队，指男人的名字，唱山歌鼓动他当红军，鼓动逃避归队。在这样有力的突击中，很多男子马上报名。妇女突击队大多是红军的老婆组织起来的，他在群众中，有他极光荣的威信和作用”。[211]兴国高兴区妇女“扩大红军占全区半数以上，推销公债占百分之七十”。[212]中共在妇女工作上的成功表现，使国民党军为之头痛，特地指示部队官兵：“匪设有妇女训练班，经过训练后，装难民逃到我军地区求夫，以作兵运，及刺探我方消息，并作种种活动。请转令各部队，不论官兵，不得在匪区结婚，并禁止士兵与妇女接谈。”[213]

在充分肯定妇女解放的效果和作用时，也应看到，妇女解放对社会牵涉极大，其过程相当复杂。虽然赣南、闽西的客家妇女和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妇女有所差别，但男尊女卑仍然是这里的基本构架，妇女挑战千百年来的习俗，抛头露面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遇到的阻力相当巨大。当时有报告反映：“永定有妇女的组织，一般妇女出来都是很腐化的，没有出来则一点与男子说话不敢，甚至开会怕人家骂的。”[214]1932年，“妇女工作较好”的兴国县女党员仍只有289人，占全体党员数的7%；宁都1500名党员中只有7名女党员。[215]1933年江西报告：“妇女干部数目字的少达到惊人的程度，只占总数百分之六点四。”[216]妇女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仍远未充分展现。

妇女解放现实阻力来自于异性。对于长期居于权力、家庭主导地位的男子而言，妇女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势介入引起他们的抵触实属意料之中：

当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参加集会，参加社会活动时，却越来越遭到男人们，特别是自己的男人的反对。男人大都认为，娘们出去参加活动，一定会引起“伤风败俗的事”来。男人花了不少粮食才娶下媳妇，因此便把她们看做是自己的私产，巴望她们出力干活，生儿育女，伺候自己，伺候公婆，只有别人问话时才许搭腔。在这种气氛下，妇女会的活动使许多家庭都产生了家庭危机。不仅做丈夫的反对自己的女人出门，公婆反对得更厉害。许多年轻媳妇因为坚持出去开会，回家后便遭到毒打。[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