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百川入海，殊途同归谁之现代？谁之世界？

“现代化”和“现代世界”是观念史上最混乱的概念之一，像一个伸缩性极强又没有固定形状的橡胶口袋，可以包含任何相互矛盾的内容。这种题材的作品很容易汇聚大批劣质作者，后者以为题材的模糊性来掩饰自己头脑的混乱。对于真有所见的作者，只要弄清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化”和“现代世界”是什么意思，剩下的内容就可以迎刃而解。简单粗暴地说，这个题材只存在两种解释：不是西欧中心论，就是反西欧中心论。作品如果不能纳入二者之一，就证明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现代世界的诞生[17]》选择了一个误导性的书名。从作者的宗旨看，本书显然应该命名为“英格兰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他不仅是西欧中心论者，而且是英格兰特殊论者。他的“现代世界”等同于“英格兰传统”，早在中古时期已经蔚然可观，而世界其他地方，即使在近代都不存在。英格兰是世界的种子，西欧和全世界的现代性都是她的苗裔，现代人都是英国人。她相当于人类起源的“非洲夏娃”，她的子孙取代了爪哇猿人或北京猿人的子孙，现代人都是非洲人。

麦克法兰的关键词是“分离”。“分离”在他的体系中，重要性相当于“科层”在马克斯·韦伯的体系中：“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成一锅粥。在部落社会，亲属关系作为调节器，将所有人团结在亲属关系之内。在农民社会，社会与经济不分彼此，宗教与政治不分你我，那里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和村庄共同体，上面覆盖着一层有文化的统治者。相反，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致使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亲属关系、宗教还是其他——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一旦某个文明只留下单一基座，该文明多半会走向僵化。”

“分离”产生于11世纪的英格兰，伟大的传统从未中断，个人主义、私有财产和市场体系与英格兰习惯法互为表里。所谓“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其实就是英格兰封建自由的本来面目。从大宪章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全世界大多数地区称之为“现代”，无非因为他们只能从外界引进业已成熟的现代性。早在1978年，麦克法兰就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些理论。本书是一系列零散专题文章的合集，论系统性其实不及前书。读者如果不了解前书，可能会对本书提出一些非常低级的质疑。例如，中学教科书不是说过，私有财产产生于16世纪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前书。柯克、梅特兰（Maitland）和斯塔布斯(Stubbs)一直将财产权视为日耳曼习惯法和封建自由的固有成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国史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光荣革命”视为“光荣复辟”，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支持麦克法兰的主张。麦克法兰本人却没有这样做。他明显偏重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视角，因此经常不得不以薄弱的证据支持敏锐的洞见。他最有力的证据本来应该来自宪法史、制度史和区域研究，但这些领域不是他的强项。

1978年以后，麦克法兰开始接受并滥用日本史家速水融 “勤劳革命”概念。速水融的意思是：水稻种植区走进了劳动密集型增长的死胡同，增加的人口消耗了增加的产量，因此东方经济发展没有促发西方那样的近代化链式反应，后者的特点是增加的产量大大超过了增加的人口。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运用逆向思维和外行的胆大妄为，发明了“大分流”概念，支持与原作者相反的主张：东方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近代化的革命意义名过其实。目前坊间流传的“大清GDP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之类故事都是彭慕兰学说以讹传讹的结果。专业经济史家（不幸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彭慕兰）对他的咆哮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会是这样：“他是什么东西？他从哪里冒出来的？他怎么敢这样？”

麦克法兰居然也会借用“大分流”和“勤劳革命”概念，大概说明了学术界看似庄严，其实并不是不受时尚流行的影响。某个理论点在某个时间突然红起来或冷下去，并不比时装界的类似现象依据更多。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大分流”放在加来海峡，将皮卡迪[18]和西贡[19]之间的人类统统打入“旧制度”范围。他的经济理论如果翻译成伊丽莎白朝华丽丽的语言，就跟沃尔特·雷利（Water Raleigh)爵士和弗兰西斯·培根的颂词没有区别：强健、自由、勇敢的英格兰约曼农及其“丰裕革命”（效果大略相当于我们中学教科书上的“工业革命”，原因却不见得与工业有关）跟“负重驴子”及其“勤劳革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二者存在层次差别，正如狮子和驴子存在本质差异。他的核心要点比彭慕兰正确得多，因此从技术上讲没法反驳。我们可以在黑死病、敞田制、丹法区与苏格兰边区的细节问题上提出疑问，但不会影响论断的整体。至少英格兰东南各郡，早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甚至可能早在爱德华三世朝，就已经不在马尔萨斯门槛内。与此同时，东亚水稻种植区的总产量上升和人均产量下降并行不悖，在马尔萨斯陷阱内越陷越深。

全书在涉及法律和官制的部分最为薄弱，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英格兰习惯法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在太密切，资料又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考虑到作者的观念，他居然无法有效地加以利用，只能说知识结构确有偏差错位。他一旦进入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的领域，立刻就恢复了良好的自我感觉，颇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挥洒自如的风范。对此，我们只能说，麦克法兰毕竟还是披着历史学家外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软性”的材料更符合他的偏好和特长。新政治史和经济史是他的短板，但他的良好洞见往往能弥补弱点。攻击他的疏略是容易的，但这种攻击几乎不会影响他的结论。如果有一个知识全面的专业历史学家替他弥补资料的不足，他就是不可战胜的。

贝利（C.A.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20]》比较名副其实。他反对西方中心论，将现代性视为百川归海的全球性进程，影响是多元和相互的。一般来说，这样的著作很容易变成散漫无章的资料辑录，但作者对此似乎颇有警惕，因为他发明了自己的关键词——“标准化”。现代性意味着“标准化”的巩固和普及。“标准化”与韦伯的“科层”在很大程度上重叠，但适用范围更广，贯穿各种亚文化和职业团体。本书的实证研究具备年鉴学派的许多特征：强调全球各区域的共时性，认为整体史观是史学的基础，尤其重视观念史和文化史，将自然科学的工具和材料引入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