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百川入海，殊途同归谁之现代？谁之世界？（第2/2页）

“多中心的历史进程”只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作者承担了一项异常困难的任务——将东方从被动变成主动，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他只有依靠三种工具：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的“世界时间论”、彭慕兰和弗兰克的东方中心论。后者除了蓄意歪曲和技术错误，确实没有任何内容。极少数经济史专家对待他们两位，就像医生对待街头的营养保健品酬宾会。然而，时髦爱好者和政治宣传家总是人数众多。贝利的反西方中心论迫使他以彭慕兰和麦克法兰都无法接受的方式运用了“勤劳革命”的概念，将西北欧、中国、日本、印度、非洲提高劳动强度的做法全部纳入“勤劳革命”范围，否定它们存在质的区别，而将工业革命列为全世界“勤劳革命”的共同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华南水稻种植者和印度纺织工人的勤奋，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同样的推论方式其实完全可以证明，如果中国人没有在山区种植红薯，美洲黑奴就不会在甘蔗种植园内受苦了。工业革命既然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成就，黑奴贸易自然也是全世界各文明的共同罪恶。中国农民固然对两者都没有直接参与，但如果没有他们的间接支持，两者都不可能存在。

布罗代尔对本书的影响比较值得赞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位大师强调日常生活、政治活动、世界格局三个层次的划分，但从来没能解释清楚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他本人的著作满足于分层次地罗列资料，把要害问题的解释留给了后人。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传人光荣地完成这项宏大任务。大量罗列资料的做法同样有严重问题，不同资料的可信度相差甚远，可能应验了古老的笑话：如果你计算一头大象、三百只兔子和两千颗樱桃的平均重量，能否更加精确地判断中国皇帝鼻子的长度呢？资料的丰富程度和问题的重要程度从来不对等，可能应验了另一个古老的笑话：醉汉在路灯下寻找钥匙。虽然钥匙掉在阴沟里，但那里没有光；路灯下虽然没有钥匙，但毕竟有光。贝利并没有表现出他比布罗代尔更擅长应对这些难题。他试图证明欧洲中心论是现代化研究的歧途，1848年欧洲革命和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南亚武装暴动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历史是全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但他辛苦搜集的材料与欧洲中心论者的材料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不能不严重怀疑：华夏中心论是东亚研究的歧途，苏州园林与北海道虾夷人的渔船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一切结果都与一切因素有关，那就很难判断甘地的素食主义到底是造就或损害了美国的大萧条，还是造就或损害了德国的集中营。你只要将相对主义引入历史，早晚免不了这种结果。

在世界体系的问题上，贝利实际上延伸了沃勒斯坦的理论。他将1800年以前的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称为“原始全球化”，将1780—1820年的“世界危机”视为现代世界的起点。他对“东西方平等”的前提如此执着，以至于为我们描绘了“共时性”的全球帝国共同衰落史，包括波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帝国过度扩张的结果，但他没有解释，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应该属于哪种情况，班图人和占城人有没有促成或阻止这种衰落。“世界危机”引起了“革命时代”。革命不是一国内部的革命，而是世界体系的革命，体现于英法争霸、殖民和结盟战略，结束于维也纳会议。然而，这又是一个非常“欧洲中心”的现象。如果造就现代世界的危机和革命体现于英法两国，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要么这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要么就是贝利忘了说明廷巴克图王国或布哈拉埃米尔国在这些事件中的共同作用或内在因果关系。最后，我们已经不再惊讶地听说，1900年，现代世界的效仿典范体现于日本而非英法。我们开始胡思乱想：或许，参加八国联军的日本军队在北京纪律严明，符合标准化的定义，这是现代性的体现；或许，日本加入国际警察行动，同时体现了东西方多因素的协同效果，这才是现代性的体现。中国人、暹罗人、越南人确实颇有模仿明治帝国的冲动，但俄国或阿根廷会模仿日本超过模仿英法似乎需要更多的说明。然而，贝利仍然无可奉告。他无可奉告的场合未免太多了一点，正如他乞灵于多因素解释的场合。

我们为读者考虑，最合理的建议只能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一位问题意识强烈的人类学家涉猎历史，就选择麦克法兰；如果你喜欢政治正确而不太在乎解释力，就选择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