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让魔鬼把你抓走！”（第4/6页）

与友好穆斯林的会面可能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仿佛葡萄牙人在透过望远镜的错误一端，端详着自己的世界。无知和孤立的是欧洲，而不是他们跌跌撞撞地闯入的这片大海。并且，他们真是超乎寻常的幸运。其中一个突尼斯人，被称为孟塞德（可能是伊本·塔伊布），将帮助他们理解这个新世界。此人对葡萄牙有些怀念之情，他于若昂二世在位期间曾经看到葡萄牙船只在北非海岸经商。他为葡萄牙人介绍和指引了卡利卡特那极其复杂的礼仪与风俗习惯，这种帮助是极其宝贵的。他告诉他们，这座城市由一位国王统治，即扎莫林[31]，意思是“海王”，他会“非常高兴地接待将军（达伽马），因为后者是一位外国君主派来的使者；如果将军航行的目的是与卡利卡特建立贸易联系，并且如果将军为了这个目的带来了恰当的商品，扎莫林会更加喜悦。因为扎莫林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对贸易征收的关税”。[32]

卡利卡特虽然没有天然良港，但凭借其统治者治国有方和对商人公正的美誉，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马拉巴尔沿海香料贸易的主要中心。15世纪的一位访客写道：“不管一艘船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要在卡利卡特停泊，都会受到不偏不倚的公正待遇，被征收的关税与其他船只并无二致。”[33]这里有一个规模相当大、根基很深的穆斯林贸易社区，被称为玛皮拉人，他们是穆斯林水手与低种姓的印度人的后代，也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旅（即所谓的“麦加商人”）。所有人都与高种姓的印度教统治者和睦相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这两个群体之间互惠互利。中国人在一次大航海过程中注意到了卡利卡特的这种互惠关系。编年史家马欢写道：“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34][35]葡萄牙人则注定要扰乱这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扎莫林一般与其他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一起生活在距离城市有一段距离的一处宫殿内。他在卡利卡特城内也有一处宅邸，居高临下，可以从那里俯瞰港口，查看船只穿梭来往，并征收税赋。他通常也在这里接见外国商人与使者。达伽马此时还在城外，于是派了两名犯人当使节，和孟塞德一起去拜见扎莫林。

扎莫林立刻给出了友好欢迎的答复：他向使者赠送了礼物，表示自己愿意会见这些奇怪的访客，并带领随从返回城内。他还提供了一名领航员，引导葡萄牙人的船只去一段距离之外的更好的锚地，那是一座安全的港口，葡萄牙人把那个定居点称为班达里[36]。达伽马同意转移自己的船只，但根据自己在非洲海岸的经验，他非常谨慎，不肯径直驶入领航员指示的锚地。葡萄牙人在这个新世界活动的时候，猜疑和误读对方动机是家常便饭。

在船上，几位船长就下一步该如何做展开了激烈争论。他们已经以最大的恶意揣摩伊斯兰商人了。多数意见是，让总司令亲自上岸的风险太大。他们相信，即使当地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城内穆斯林商人在商业和宗教上也对基督徒抱有敌意，所以不能让总司令亲自上岸。达伽马在一次演讲（可能是编年史家虚构的）中坚持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已经以国王使臣的身份来到了印度。他必须亲自去谈判，哪怕拿他自己的生命冒险。他打算带少数人同去，并只作短暂停留：“我不打算在岸上待很久，那样就会给穆斯林机会，搞阴谋诡计反对我。我计划只和国王谈话，三天后返回。”[37]其他人必须留在海上，由他的兄弟指挥。每天要派一艘武装小艇接近岸边，与岸上保持联络；如果他不幸遇害，其他人应当立刻起航离开。

5月28日（星期一）上午，也就是他们抵达卡利卡特一周之后，达伽马带领十三人出发了。队伍当中包括译员和佚名日记作者，所以能够记录下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日记作者写道，“将射石炮搬运到我们的小船上，还带上了喇叭与许多旗帜。”[38]一方面，他们尽量摆排场；另一方面，他们又做好武装防御的准备。饱经风霜的水手们还因为船只的颠簸而步伐不稳，就这样踏上了印度次大陆的土地（它“隐匿了那么多年”）。他们尽其所能地摆出威武雄壮的姿态，在喇叭声中登陆。19世纪画家将以浪漫化的笔法描摹这个场景。

扎莫林的总督以截然相反的风格迎接他们。对步履蹒跚的水手们来说，岸上欢迎委员会的景象一定让他们大为警觉：一大群人，有的蓄着大胡子和长发，戴着金光闪闪的耳钉耳环，许多人上身赤裸，手里利剑出鞘。这些人是“奈尔”，即印度教一个武士种姓的成员，自青年时代便宣誓捍卫自己的国王，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葡萄牙人误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于是迎接的场面似乎很友好。一顶配有雨伞的轿子（专供权贵使用的交通工具）已经在等候达伽马。六名轿夫轮班将轿子抬在肩膀上，快步前进。其余人只能尽快跟上。卡利卡特离海滩有一段距离，他们沿途吸引了大群人围观。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一座房屋停留，吃了带有大量黄油的米饭和非常香甜可口的蒸鱼。达伽马非常警惕，或者已经感到心焦，拒绝用餐；总督及其随员到邻近一座房屋用餐。他们之所以分开吃饭，可能是因为种姓制度的要求。

然后，他们登上两艘束缚在一起的船，驶过一条河。两岸有许多棕榈树，他们身后有一大群其他船只跟随，河岸上也有人在观看。河岸沙滩上停放着大船。“他们全都出来看我们，”日记作者写道，“我们下船后，总司令又一次坐上轿子。”[39]随着他们接近城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女人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跟着他们在路上走。在人群层层包围之下，日记作者似乎感到浑身不自在，还有点晕头转向。他东张西望，努力观察周围的一切：这些人的外貌十分陌生，他们“面色黄褐”，[40]与葡萄牙人见过的非洲人十分不同；男人们有的脸剃得干干净净，有的蓄着大胡子；女人们按照他的看法“全都矮小丑陋”[41]，但佩戴着沉甸甸的金项链和金手镯，脚趾上也戴着镶嵌宝石的趾环（或叫脚戒），似乎炫耀着东印度的财富。一般来讲，他看到的人“十分友好，显然性情温和”，[42]但最让他惊愕的是此地人口极多。

他们进城后，被带到“一座大教堂……像修道院一样大，全是石质建筑，表面覆盖砖瓦”。[43]这其实是一座印度教神庙，但这段记述里没有迹象表明它并非某个非正统的基督教派别的教堂。神庙外有两根石柱，可能是湿婆神的林伽。走进神庙，他们看到中央有一座圣所小堂，门是青铜的，“圣所内有一幅小圣像，他们说是圣母像”。[44]我们不知道在翻译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多少误会：葡萄牙人可能需要用阿拉伯语交流，由一名懂阿拉伯语的当地人将其翻译成马拉雅拉姆语，即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语言。达伽马跪下祈祷；祭司们洒了圣水，“给了我们一些白土，这个国家的基督徒惯于将白土涂抹在自己身上”；[45]达伽马把他拿到的白土搁到了一边。他们离开的时候，日记作者注意到，墙壁上的圣徒戴着冠冕，“形态各异，口中的牙齿伸出一寸长，而且有四五支胳膊”。[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