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2/10页）

值得注意的是，东线广陵、徐州附近有沟通江淮的古运河（后之京杭大运河江淮段亦基本沿袭古运河），曹丕曾两度试图从此进入长江。但在此后数十年里，东吴和魏晋极少在这里发生战事。253年，诸葛恪率吴军进攻合肥，曹魏方面担心吴军会从东线运河北上，“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司马师则认为吴军集结于合肥，“不暇复为青徐患也”[20]。而诸葛恪攻合肥不成后，确实准备改从东线徐州北伐，但旋即死于政变。继之掌权的孙峻也曾试图“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但旋即发病而死，此方案终未实施。[21]

至于江夏以西，是孙吴荆州治所南郡及江陵城所在，但这里也较少与魏晋发生战事，多数时间是吴蜀政权的交界地区。只有在北方攻灭蜀汉之后，这里才成为防范北军自蜀地出三峡的前沿要冲。

吴军的机动和补给主要依靠水运，很少能翻越分水岭进入淮河流域。[22]但依靠长江中的水军优势，东吴在江北岸维持了濡须、皖城、浔阳、江陵等军事据点，并在据点周边屯田以维持驻军。为了防御北方军队南下，东吴往往在江北岸的支流中修筑堤堰，壅塞水流，使其上游泛滥，水域面积扩大，以阻碍北方军队的陆地行军。同时，这些支流水位上升，也扩大了吴军战舰的活动范围，如孙权曾堰塞与建邺隔江相对的涂水。但堰坝也限制了吴军舰船在长江与支流之间的机动，所以吴军往往伴随着战争进程和战术意图变化而修筑或拆毁堰坝。孙权为防范曹操，曾在巢湖入长江的东关口修筑东兴堤，后来孙权进攻合肥，又拆毁了此堤以便水军开进巢湖。吴主孙亮时（252年），权臣诸葛恪又重修东关堤，并挫败了魏军破坏此堤的攻势。[23]

另外，吴军从未放弃过对魏晋南界的攻势，特别是在东线（扬州），吴军一直希望将北方势力排挤出长江流域，以解除北方对建邺的威胁。从孙权到后主孙皓，吴军对北方占据的合肥城发起过多次进攻，但始终未能得手。吴宝鼎三年（268年）秋，孙皓亲征至东关，前锋丁奉试图攻击合肥；271年，孙皓再次试图从陆路攻击合肥方向；到277年，吴军还在发起对西晋江夏、汝南两郡的袭掠，试图从大别山区进入淮河上游。[24]但这时西晋已经灭蜀，对东吴形成压倒性军事优势，所以吴军这些攻势都难以获得实际成果。

北方的魏、晋政权主要依托城池巩固对吴战线。寿春和襄阳是魏、晋政权在东西两线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分别控制淮河和汉江干流，是扬州和荆州兵力主要集结地。这两个城市的前沿，是合肥、庐江（今六安）、江夏等前线城池，[25]北方凭借其抵抗吴军的水陆攻势，并伺机对东吴的江北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如魏征东将军、扬州都督满宠抵御了孙权对合肥的多次进攻，并于魏青龙二年（234年）八月收获季节对吴军的江北屯田进行焚烧破坏。[26]晋咸宁四年（278年）十月，西晋扬州军也破坏了皖城一带的吴军粮储。[27]

如前所述，在魏、晋与东吴对峙的六十年中，北方军队极少渡过长江发起攻击或偷袭。在曹魏建立之初，尚有曹休、曹仁以轻舟发起渡江袭击，但何以再无后继？可能在220年代初双方对峙战局刚刚确立，东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江防体系，所以魏军尚可进行小规模偷袭，此后则难有机会。但曹魏一直试图突破东吴江防。魏明帝太和（227—232年）初年，司马懿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当时孙权尚都武昌，司马懿向魏明帝的建议是，以陆军攻击皖城方向，吸引吴军主力东下，然后“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28]。此计划获得魏明帝批准，荆州魏军遂在汉江中建造大型舰只，准备出夏口渡江。但结局和曹丕225年伐吴如出一辙—魏军不敢在夏季盛水期入江作战，而是准备在冬季进军，结果又因汉江水浅、大船无法行动而告流产。[29]到正始年间（240—248年），魏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王昶“习水军于二州”，为西线渡江做准备。[30]252年，孙权病死，魏朝廷曾向沿边将帅征求伐吴之计，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都督荆、豫诸军事）、征东将军胡遵（都督青徐）、镇南将军毌丘俭（豫州刺史、都督）三人各自提出了方案：最激进的主张就是“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此策显然是出自王昶；其他两种分别是“四道并进”（可能是荆、豫、扬、徐四州），制造强大军事压力，促成孙吴内部“崩坏”；最保守的则是在边境屯田，“积谷观衅，相时而动”[31]。但此时司马氏刚刚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握魏朝政局，尚未完全清洗掉反对势力，所以不可能发起大规模南征。

第二节 伐吴的前期部署及司马炎对将帅的戒备

司马氏自249年“高平陵之变”掌握曹魏政权，到265年代魏建晋，历时三代，至280年方攻灭东吴统一中国。在这三十年对峙之中，司马氏家族最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取得对东吴作战的胜利，更是如何防止前线手握重兵的将帅投降敌军、反戈一击。因为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权臣身份掌控曹魏政权，会引起忠于曹氏的将帅臣僚反对，也会引起有野心者的仿效。250年代所谓“淮南三叛”，即驻守扬州（治所寿春）、紧邻东吴前线的三位重臣接连起兵，都出于对司马氏掌控曹魏政权的不满。在263年邓艾、钟会攻灭蜀汉后，钟会也萌生了占据蜀地自立的念头，险些造成新的割据局面。这些“叛乱”都给司马氏以警醒，使其注意防范封疆大吏的离心趋向。这些人外可与东吴结合，内则有唤起忠于曹氏的号召力，比单纯的外敌危险得多。

当时东吴前线最基本军事单位是州，为了防范前线将领反叛，司马氏用掌军权的都督与州刺史互相制约。西线荆州辖区较大，兵权较重，甘露四年（259年），司马昭“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32]，以沔水为界将荆州分为南、北两个战区，使二者相互牵制。在司马炎正式代魏建晋之后，仍对边州都督、刺史保持着极高警惕。当时石苞受命都督扬州（淮南）诸军事，便受到司马炎猜忌，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