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的“殉节”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艰难困苦，尤其是危急关头，特别能考验一个人对国家、对体制的忠诚。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士大夫们食君之禄就要忠君之事，既然享受了体制的种种好处，就要为君主体制流血流汗。当王朝面临生死存亡、自己又无能为力之时，之前嚷嚷着“鞠躬尽瘁”、“精忠报国”的“奴才”们，理应追随旧王朝、老主子而去，断不能生活在“不共戴天”的新王朝中。不管是上吊、跳崖，还是抹脖子、喝毒药，唯此才能表达自己高调挂在嘴边的“忠君爱国”之情，才能言行一致。在古代，这种自尽行为有种文雅的叫法：殉节。

站在王朝角度来看，既然你宣称把老百姓从前一个朝代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爱民如子、发展国家，因此深受爱戴，既然你宣传本朝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当你走向覆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官员、百姓为你挺身而出，慷慨就义或者从容赴死。不然的话，难道全天下人都是白眼狼，都忘恩负义？因此，王朝危亡之际“殉节”人数的多寡，关系到王朝的脸面，甚至是成败。这也是检验王朝是否得人心的试金石。

中国历史上，一朝亡一朝兴，有太多次的朝代更替，按说会涌现出很多的“忠臣”。可惜的是，每一代王朝覆灭之时，最稀缺的恰恰是“忠臣”。明朝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后，据说只有太监王承恩陪着上吊。全北京有超过三万名有正式编制的官员（超编的更多），为明朝殉节的还不到四十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被起义军杀死的，严格来讲算不上殉节。大多数官员争相迎接李自成入城，将之前口诛笔伐的“流寇”尊称为“洪武（朱元璋）再世”；没过几天，又是这批人，抬着皇帝仪仗去迎接入关的满人，向昨日的“蛮夷”下跪磕头了。明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好不到哪里去。南宋末期，元军兵临杭州城下，七十二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六岁的宋恭帝赵，看着一天比一天零落的上朝队伍，泪流满面，在朝堂上张贴出一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诏谕：“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现在皇上有难、朝廷岌岌可危，士大夫们降的降跑的跑，尚在临安城的也在谋划着半夜携带家眷、细软跑路。你们平日读圣贤书，自诩如何如何忠君、如何如何报国，却在这时做这种事，活着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死了又如何去见列祖列宗？”平日献忠心时，大小官吏们一个比一个会表现，恨不得“死”给上司和皇帝看，可真要他们为政权去死的时候（其实仅仅是“可能”去死），溜得一个比一个快。

大清王朝的最后时刻也同样凄凉。隆裕皇太后和溥仪小皇帝这对孤儿寡母，可怜兮兮地坐在空旷的太和殿上，主持了最后一次“朝会”。内阁总理袁世凯请了“病假”没来，由民政大臣赵秉钧代劳，带着屈指可数的几个大臣上朝。朝会只有一项内容，就是赵秉钧等人讨要小皇帝的退位诏书，说它是“逼宫”可能更确切。接过退位诏书，赵秉钧等人没有哭，也没有下跪磕头，而是鞠了三躬后，不言语就轻松地转身而去。只留下孤儿寡母继续孤零零地呆坐在大殿之上，眼看着紫禁城那厚重的大门缓缓地关闭，将清王朝推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在紫禁城外，摄政王载沣高高兴兴地回家“抱孩子”去了，庆亲王奕劻父子带着搜刮的金银财宝逃往天津享福去了，肃亲王善耆几个月前就溜到“龙兴之地”奉天（1928年后始称辽宁）“怀古”去了，其他皇亲国戚纷纷躲进东交民巷。袁世凯则从容剃去发辫，摇身成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几天前还通电誓言“保大清保皇上”的北洋将领们正忙着量体裁衣，准备换装；至于北京城的一大帮子京官，则在关心自己在清朝的履历和奖励能否被民国政府承认。清王朝“恩泽广布”两百多年，临了却没有几个人为它殉节。

当然了，清朝的遗老遗少在编撰《清史稿》的时候可不这么想，他们罗列了不少“忠臣义士”来给逝去的王朝脸上贴金。不过细细考究起来，注水严重，其中不少人算不上是“殉节”。比如辛亥年间，刚刚到任、坐上轿子还没来得及摆威风就被革命党人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的广州将军凤山，实质上是被暗杀的，不算殉节。又比如在起义中被乱兵打死的云南布政使世增、新军统制钟麟同等人，虽然算阵亡，但也是被动的，严格来讲还不算是殉节。必须是主动与革命为敌、顽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失败后被杀或者走投无路后自杀的，才算是殉节行为。由于在辛亥革命期间为清朝殉节的官员，人数极少，因此我们能够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些人一一简介。

最应该殉节的是各地的封疆大吏们，包括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等。他们受恩最重，得到的好处多，且守土有责。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像湖广总督端澂那样，还没见到起义军的影子，就带着家眷和细软开溜了；少数人则剪掉辫子，跳入革命阵营，咸与维新了。

地方大员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是西安将军文瑞。他是满人，在西安光复后固守旗城顽抗，城破后又组织满人巷战，战至八旗子弟死伤惨重。部下见败局已定，劝文瑞逃跑。文瑞说：“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唯有死耳！”文瑞口授遗书后从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杀。文瑞是清朝的世袭男爵，殉节是理所应当的。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反满排满情绪严重，一度流传“杀尽满人”的谣言，因此不少地方的满人虽然早已不习鞍马，为了身家性命依然拼命抵抗。文瑞的“殉节”可能也带有“自卫”的功利目的，“忠君报国”的色彩没有想象的那么浓。如果革命党人做好解释工作，礼遇满人，说不定文瑞也会选择和平缴枪——就像绝大多数满人军官做的那样。西安左翼副都统克蒙额、右翼副都统承燕也自杀殉节。

辛亥革命中，满人激烈顽抗的另一座城市是福州。八旗子弟和起义新军在城内外爆发激战。满人、闽浙总督松寿在清军失败后，吞金自杀殉节，谥“忠节”。福州将军朴寿兵败后被俘，企图逃跑被即行正法，也算是殉节，谥“忠肃”。此外，珍妃的堂兄志锐在革命前夕出任伊犁将军。别人劝他别去上任，志锐毅然决然地跑到新疆上任，积极武装满人和蒙古人，监视压迫新军官兵，结果激发矛盾，在新军起义中被杀，也算是殉节。

在富庶的江浙地区，只有镇江副都统爱新觉罗·载穆一个人殉节。载穆是皇族，在辈分上还是溥仪的叔叔，殉节本是应当的。其实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的时候，载穆就“殉节”了一次，只是被人及时救了回来，没死成。这一次，镇江城内外都热情响应革命，麾下的满人官兵都一心开溜或者投降，就剩载穆一个人还效忠皇帝，所以当载穆自杀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来救他了。据说，载穆死前还对左右说：“吾上负朝廷，所欠止一死耳！”他可能是革命中唯一殉节的皇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