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荒废的八旗子弟（第2/3页）

不干事，旗人们都干吗去了？人家忙着呢！泡茶馆，养宠物，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扎风筝，汉人吃喝玩乐、休闲游戏的事情都学会了，还自创了许多娱乐形式——对中国民间文化来说，旗人立下大功。围绕驻地，旗人聚居，形成“旗城”，自成体系，有别于其他城区。

慢慢的，不少旗人还是变穷了。一方面是家族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体制能够提供的铁饭碗是有限的，不能吸纳快速增长的旗人人口，注定有很多人补不了缺、当不了差，“闲散”下来。更主要的是旗人只会享受，不会理财。发的“月钱”和其他收入，如果好好计划，完全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却经不住天天吃喝玩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旗人一旦养尊处优惯了，花销越来越大，又不事生产，自然入不敷出，开支窘迫了。不过，他们普遍不在乎。只要清朝不亡，“铁杆子庄稼”就在，月钱还得发。旗人们仗着特权身份，到处赊账，竟然变成一项时尚。明明口袋里有钱，也要赊账；明明揭不开锅了，还是下馆子逛戏院，似乎唯此才能彰显身份。

满族出身、父亲在紫禁城当兵的老舍先生，写有自传性质的《正红旗下》，生动地描述了清末北京城旗人的生活状态。老舍大姐的公公和婆婆，就是一对“活宝”。

大姐的公公“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少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儿，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遛，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瓷食罐、小瓷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大姐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做旗人”！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子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睛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

近代外国人观察八旗军队，描述他们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提着烟枪、鸟笼，哼着曲子，嘻嘻哈哈的老百姓。他们的马雇人牵着，枪雇人扛着，做个样子罢了。就是当差的关丁、盐丁，也不自己干了，早就雇了下人去顶包。不得不操练或者“干部选拔”考核的时候，旗人也雇枪手。“铁杆子庄稼”是拔不了的，多少人靠形式主义混饭吃，于是考场上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罗锅、瘸子、聋子，都挤入军队。加上腐败，坐吃空饷，挥霍浪费。八旗军队成了养老院、福利院。

最可怕的是，旗人们坐吃山空，还理直气壮，觉得被人养着就是理所应当的。“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一些有识之士，也觉得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少数旗人，也想抛弃铁饭碗，自立自强，或者生活难以为继，想学门手艺，做个小买卖，养家糊口。不过，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旦担着货担撞到熟人，他们得说：“嗨，闲着没事，来玩玩！”“这不是买卖，就是个玩意儿。要不，您也来吆喝两声？”

供养八旗子弟成了清朝的沉重负担。各部八旗长官，最担心的不是军队战斗力，不是军纪，而是如何养活那么多张口。开支越来越大，朝廷的拨款是一定的，只能出现亏空，整个部队、整个体制都拆东墙补西墙，不堪重负。每当发钱粮的时候，就是长官们最头疼的时候。钱粮发得迟了，或者成分不好，就有旗人找上门来闹，吹鼻子瞪眼，大喊“祖宗把血和汗都流尽了，我们就该拿份‘铁杆子庄稼’”，大叫“贪官无道，侵害良民”。官府还得好言相劝，不敢得罪。日子长了，赊账多了，透支重了，高低贵贱的旗人都牵涉其中，一致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就得出面，接下旗人们的烂账，拿公款补贴旗人的私债。

清政府在后期征收很重的税，相当一部分用来养活游手好闲的旗人了。

然而，大清王朝供养八旗子弟，维持他们高标准的生活是有条件的，就是指望他们在危难时刻保卫朝廷。晚清内忧外患，就需要八旗子弟出来“还债”，保卫朝廷了。清政府也很重视八旗军队的改良，引进先进武器，希望训练出近代化的八旗武装。退膛炮代替了旧式大炮，崭新的步枪代替了大刀，最新出厂的马克沁机枪代替了长矛，清政府把最好的武器拨给了八旗子弟。结果怎样呢？照样是形式主义，枪是领了，但被旗人锁在柜子里，看都没看；等到钦差大臣来阅操的时候，不得不杵着枪，站一会儿。建制是新的，训练是新的，办的差事也是新的，但旗人还是雇人去出操出工。辛亥革命爆发时，很多旗人连射击都不会，谈何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