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第4/7页）

在阿卡德的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350年左右），维持一支常备军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为用以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的物资无法大规模地集中到任何一个地方，以便足够维持。但是将武装人员分散到能找到粮食的全国各地，则面临中央政权解体的风险。萨尔贡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轮番抢掠来维持军队，解决这个难题。汉谟拉比则让军队驻扎在庄园上，并力图通过仔细登记每个人的军役义务而保证常规的劳役。在亚述和波斯统治下，这一古老的两难处境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交通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而有所缓解。帝国宫廷现在能够为自己征收足够的粮食，长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国王卫队。帝国全部军队不可能时刻被置于肘腋之地，他们在战争间隙分散到全国各地，当需要的时候，再征调服役。但是随着国王卫队规模扩大和职业化的加强——直至组成一万人的波斯“不死队”，帝国中央政权取得了对任何普通对手的绝对军事优势。这样一支国王卫队的存在迫使即使遥远的行省也得服从帝国的征兵要求，因为每个人都已知道，反抗只能立即招致压倒性的报复行为。只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军队，如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游击骑兵，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率领入侵波斯的组织精良的马其顿军队，才能打破这样的帝国政权通常享有的军事优势。

亚述和波斯政治—军事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历史里，这种基本权力工具的发展——如常备军辅以为了某些战争需要而征召的半职业化民军——的确是政治进化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军队都建立在古代亚述和波斯首先实行的管理原则基础之上。

职业常备军兴起的背后隐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这使物资能够以足够的规模集中，年复一年地维持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系统的道路建设也有助于此。亚述军队经常修筑适合车轮运输工具行走的驿道。这促进了军队后勤供应，也极大加速了军队到达帝国遥远边境的行军速度。驿道还降低了和平时期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成本，加快了流动的速度。

此外，关于商人权利和特权的一系列法律和习惯规定，促进了较远距离的贸易，以及与彼此陌生与不信任的人群之间的贸易。公元前2000年代巴比伦的法律已经考虑了商人的需要，在帝国的鼎盛时期，亚述和波斯都继续给予商人重要的法律保护。例如，商人免除军役。商人和工匠居住的重要城市享有惊人的广泛自治权，以换取它们的货币租税。更重要的是，驿道——原则上，如果不总是实际地——由帝国政府管制。因此，帝国官员命令地方守卫军队或者手边的分遣部队，惩罚企图打劫过往商队的任何地方强盗。地区之间的商人和帝国军队由此有意无意地结成了联盟，互相支持。他们组成公元前1700～前500年古代中东社会的主要增长点。

字母文字

单一中央政权的优势日益突出，这具有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例如，商人、官吏和跨地区性事务的其他参与者都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后，他们找到了阿拉米语。他们还需要一种更简便的书写模式。在苏美尔神庙，书写技术自诞生起就限于少数有学问的人，他们必须在学校学习很长时间，才能掌握大量表示音节的符号，这些符号被用来表达口头语言的含义。但是公元前1300年前，书写技术的急剧简化使书写相当容易学会，而这反过来为社会更多人口识字提供了可能性。

更简化的书写方法似乎集中出现于地中海东部沿岸，从西奈半岛到托罗斯山区。这个地区位于分别出现了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模式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但是它没有培养男孩全面掌握这些复杂文字所需要的严格的学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古老的正确性不感兴趣的、受过业余教育的书吏自由地使用简化的语言记录方式。他们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以一个符号表示一个特定辅音读音的原则为基础的“字母”，后来大约30个符号就足以记录人类的语言。对该地区所说的闪米特语而言，元音不一定要拼写出来，因为在书写的辅音字母之间很容易插入正确的元音字母。即使今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仍然省略元音。

字母文字起源的精确时间无法界定。大约到公元前1300年，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字母文字已经普遍使用了。考古发现的许多用于记录非常普通的商业交易的陶片表明，字母文字很快就相当广泛地应用于该地区的城市社会。当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书吏批判这种新的文字形式，直到公元元年前不久，宗教场合一直沿用比较古老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但是对于普通事务，稍加改变就可以适应不同语言的字母文字，从它的发源地叙利亚四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更多的大众文献借助它可以长久保存。

字母文字发明的重要性堪与大致同时代铁器的使用相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铁制工具和武器使战争和社会民主化。正如前面已经解释的，通过把乡村农民和城市工匠纳入互利的交换关系，铁器也使文明第一次变成真正地方性的。同样，字母文字通过使普通人掌握基本的识字能力而使知识民主化。通过字母文字，以前只被由祭司和受过严格训练的书吏组成的特殊群体垄断的、文明社会的高级知识传统，首次向俗人和普通人打开了大门。更为重要的是，字母文字使俗人和普通人更容易为文明共同体的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大大地扩充和丰富了这种遗产的种类。例如，如果没有字母文字，一个像阿摩斯（或任何希伯来先知）那样卑微的牧羊人的言论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因此，通过让更多人口更全面地参与文明的经济和知识活动，铁器和字母文字的影响将使文明生活方式得以更稳固地确立。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城镇与乡村的差异仍然很大，除了少数例外，中东农民只是被动地、作为牺牲品参与政治事务。同样，他们很少分享城市上层文化，而是顽固地坚持当地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憎恨严苛的税吏、狡诈的商人和贪婪的地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民不同，在农民眼里，他们的存在似乎正是严重的不公正和邪恶的证明。

一神教的兴起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与农民阶级的疏远只是中东文化领袖们面临的问题之一。被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祭司的虔诚和知识变得僵化呆板的旧思想和感情，不足以解释世界主义时代新出现的事实。例如，埃及军队和外交官纵横驰骋于亚洲、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地，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时神圣法老的意志像神的旨意一样无处不在、高于常人的观念再也没有人相信了。当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向上游相继转移到巴比伦和尼尼微时，曾经繁荣的苏美尔各城邦走向衰落或完全荒芜了，把苏美尔当作世界中心的宗教诗歌和仪式、众神的关注焦点等，再也无法获得轻松而由衷的赞同了。对于居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地区的弱小民族来说，这种眼前的现实与传统的信仰之间的矛盾甚至更尖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外国军队和外来主人的摆布，这些外来者对当地祭司珍视的宗教神话、仪式和神祇知之甚少，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