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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外面竖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在花园内练瑜伽！”馆舍里面很热，所有展柜都脏兮兮的，整座博物馆意外地空旷，只有一群讨厌的德国游客在里面吵吵嚷嚷。我对一楼的人类学展品没有太大兴趣，但一件古代艺术作品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是什么？”看到我弯腰仔细观察玻璃展柜里面的东西，阿姆丽塔开口问道。

那是一座黑色的小雕像，铭牌上标着“代表杜尔噶女神的迦梨相：约公元前八十年”。这尊神像一点儿也不吓人。我既没看见绞索和颅骨，也没发现砍下的头颅。神像的一只手里抓着一根看上去像是树枝的东西，另一只手倒握着蛋杯，第三只手可能是握着三叉戟，但那玩意儿看起来真的很像打开的瑞士军刀，她的最后一只手掌心向上，托着一枚微型的黄色甜甜圈。和博物馆里的所有女神像一样，她腰线很高，乳房坚挺，耳朵低垂。她的表情看起来闷闷不乐，牙齿显得很锋利，但我完全没看到吸血鬼式的獠牙或者长长的舌头。她披着火焰般的头巾，在我看来，旁边展柜里标着“杜尔噶”的那尊神像比这尊恐怖多了。杜尔噶理应是雪山神女仁慈的化身，但那尊雕像长着十条手臂，每只手里的武器都比这个的凶猛。

“你的朋友迦梨看起来似乎不太可怕。”阿姆丽塔说。就连维多利亚都在背带里挣扎着往前凑。

“这件东西是两千年前的了，”我说，“也许在漫长的历史里，她变得越来越残暴嗜血。”

“有的女人就是无法优雅地老去。”阿姆丽塔表示赞同，然后走向下一个展柜。维多利亚似乎很喜欢一尊巨大的迦尼萨铜像，这位象头神掌管着财富与繁荣，喜欢玩乐；剩下的时间我们开始在博物馆里到处寻找迦尼萨的踪迹。

阿姆丽塔想去维多利亚纪念堂感受下殖民遗迹，但时间有点儿晚了，所以我们只是坐在出租车上绕了一圈，指着窗外高耸的白色建筑告诉宝宝，那座大房子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回到酒店时，外面下起了倾盆暴雨，我们匆匆换了衣服，下楼时发现查特吉那辆普雷米尔就在门口等着，雨已经停了。

几天以来我头一回系上了领带，汽车驶上街头时我有些坐立不安，我不断调整着领结，希望领口能松一点，或者我的脖子能细一点。我的短袖衬衣后背已经湿透了，然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脚下的袋鼠鞋斑斑点点，脏得不成样子。总而言之，我感觉自己浑身皱巴巴的，而且一身是汗。我转头看了看阿姆丽塔。她看起来——一如既往地——平和安宁。她穿着在伦敦买的白色棉布裙，戴着我婚前送她的青金石项链。天气这么热，我总觉得她的头发早该打结成绺，但现在它们柔顺地披在她肩头，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我们坐了大约一小时的车才到达目的地，这提醒了我，加尔各答的面积比纽约还大。街上的交通还是那么疯狂混乱，但查特吉的司机默默地找到了最便捷的路径。有几个特别混乱的路口竖立着巨大的白色标牌，上面写着：“小心驾驶！今年以来这条街上已经死了125个人！”然而过往的司机似乎完全没打算要减速。牌子上的数字是钉上去的活页，就像老式棒球场上的记分牌一样。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最大的数字是二十八。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死亡人数是整个路口的，还是只包括人行道那几平方英尺。

有时候我们会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道路两旁都是大片的单间宿舍——这是一种锡质屋顶和麻袋墙壁搭成的贫民窟，泥泞的街道穿插其中——绵延好几英里，宿舍尽头是高耸的厂房，烟囱将燃烧的火焰和未经过滤的煤烟喷向雨季的云层。看到这一幕，我意识到环保和控制污染之类的理念如此奢侈，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盛行。未经处理的污水、燃烧的牛粪、数百万吨垃圾和无数永不熄灭的野火交织成千奇百怪的气味，飘荡在加尔各答的空气中，再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我简直无法呼吸。

工厂的建筑看起来也乏善可陈，破烂的砖块、生锈的钢构、打破的窗户，还有四处蔓延的野草——仿佛工业文明已经像恐龙一样消亡，只留下冰冷的残骸横陈在大地之上。但是，哪怕是最破烂的废墟里也有浓烟升起，衣衫褴褛的人影在阴暗的建筑物里进出，仿佛被一只黑胃吞噬。我试着去想象自己住在这些连地板都没有的棚屋里，在某间阴郁的工厂上班，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

阿姆丽塔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沉默地坐在车里，各自望着车窗外无望的行人来来往往。

然后，短短几分钟内我们驶过了一座横跨好几道铁轨的大桥，又穿过一片商店林立的过渡街区。突然，一条整洁古雅的林荫路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旁的宏伟宅邸围墙高耸，铁门紧闭。墙头数不清的玻璃碎片反射出点点阳光。有个地方的高墙上清出了大约一码宽的安全地带，但棕褐色的石墙上涂抹着黑色的条纹。擦得闪闪发亮的汽车停在长长的车道尽头，铁栏杆高耸的大门上至少用三种语言写着“小心恶犬”。

不难想到，这里曾是英国人的住宅区，殖民统治者竭尽全力隔出这么一块地方，远离混乱的城市和城市里的原住民。但是就算是在这里，你仍能看到衰败的痕迹——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墙壁、缺了木瓦的屋顶和赤裸敞开的窗洞——但这是一种受控的衰败，一种绝望的努力——试图抵御在加尔各答其他区域疯狂蔓延的混乱。不时有明媚的花朵和其他美丽的园艺在高耸的铁门后一闪而过，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颓败的气息。

我们在一道铁门前停下，司机匆匆下车，取下腰带上的一串钥匙打开门上的挂锁。环形车道外围绕着鲜花盛开的高大灌木和枝条低垂的乔木。

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啊，卢察克先生和夫人！欢迎光临寒舍！”他的妻子也站在门口，身旁伴着一个小少年。我刚开始以为那是他们的儿子，随后立即意识到，肯定是他们的孙子。查特吉夫人看起来已经六十出头了，我立即把她丈夫的年龄往上调整了一点儿。查特吉光滑的脸上不见一丝皱纹，头似乎生下来就是秃的，仿佛到了五十岁以后，他就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个年纪。

我们在前门的台阶旁寒暄了片刻。维多利亚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褒奖，我们也夸了他家的孙子。然后主人带领我们简单参观了一下屋子，最后我们穿过另一扇门，来到俯瞰一条小街的宽阔露台上。

我对他们的房子很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一瞥印度上层家庭的生活。这幢房子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矛盾：所有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看起来宽阔威严，但墙壁很脏，漆面已经开始剥落；漂亮的胡桃木餐边柜上满是划痕，柜顶放着一只毛绒猫鼬，它的玻璃眼睛雾蒙蒙的，毛皮坑坑洼洼；昂贵的克什米尔手工地毯铺在破碎的油毡上；曾经装饰得十分现代的宽敞厨房现在堆满了脏兮兮的瓶子、旧板条箱和结了一层壳的金属平底锅，一只小炭火炉子放在地板正中央，煤烟熏黑了曾经洁白的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