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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确定不需要医疗服务吗，卢察克先生？这里有值班医生。”

“不，我确定。”刚才辛格一问，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可能有点儿语无伦次，但没有丝毫隐瞒，除了我带枪给达斯的那件事以外。当时辛格警探只是一边点头一边做着笔录，就像他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这种故事。

无所谓了。

他重新转向阿姆丽塔。“很抱歉让您再次回顾这件事，卢察克太太，可是能不能请您估计一下，当时您离开了多长时间？”

阿姆丽塔冷静的防线有一丝松懈，我看见了面具下潜藏的歇斯底里和悲痛。我想走过去拥她入怀，但我什么也没做。

“一分钟，警探。可能还没有那么久。当时我正在跟卡马克雅说话，突然一阵头晕。于是我请她稍等，然后走进浴室往脸上泼了点冷水就出来了。也许只有四十五秒。”

“那孩子呢？”

“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在那里睡觉。就在窗边的那张床上。我们用……我们用枕头和垫子给她做了个窝……她喜欢蜷起来，警探。她喜欢头下面垫着东西。有了垫子，她也不会到处乱滚。”

“我明白。”

我勉强自己站起来，走到阿姆丽塔坐着的床尾。哪里都好，只要别让我看见维多利亚曾经躺过的床上那一圈空荡荡的垫子和蓝白色的睡毯。小毯子依然皱巴巴的，有一块还有点儿湿，维多利亚睡觉的时候喜欢扯过毯子盖住自己的脸。

“这些你刚才都听过了，警探，”我说，“你什么时候才打算结束问话，出去找……去找那些偷走我们孩子的人？”

辛格的黑眼睛望向我，我想起了达斯眼睛里的痛苦。现在我更明白了一点，痛苦或许没有极限。

“我们在找，卢察克先生。整个加尔各答警察局都得到了通知。酒店里没人看见那个女人离开。附近街上的人也不记得有一个这样的人抱着孩子或者包袱。我派了一辆车去查看卢察克太太从纱丽店拿到的地址。如您所见，我们从隔壁房间重新拉了电话线，这样我们可以和外面保持联系，同时也不会占用您房间的线路。”

“不占用我们的线路？为什么？”

辛格垂下眼帘，拇指轻搓笔挺的裤褶，然后重新抬起头来。“因为他们可能会打电话来要求赎金，卢察克先生。对于这类绑架案，我们必须假设绑匪会要求赎金。”

“啊！”我重重地坐在床上。警探的话像锋利的刀刃切开我的身体，而我必须承受。“我明白了。好吧。”我握住阿姆丽塔的手，她的手冰冷僵硬，“可是骷髅外道的人？”我问道，“会不会和他们有关？”

辛格点点头：“我们正在查证，卢察克先生。您要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

“可是我跟你仔细描绘了见到达斯的那个厂区。”

“是的，您提供的信息或许很有用。但是您得理解，胡格利附近的加尔各答老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要是算上北边那些仓库和码头区域的话，可能有上百处。而且它们都是私人产业，很多业主是国外的投资客。卢察克先生，您确定那地方离河不远吗？”

“不，我不确定。”

“您也不记得任何地标？街名？任何易于识别的标志？”

“没有。只有两座烟囱。那里有一片贫民窟——”

“那地方看起来像是他们的固定据点吗？有没有发现长期居住的迹象？”

我皱起眉头。除了达斯摆放私人物品的那个寒酸置物架以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久住的迹象。“有一尊神像，”最后我说道，“那地方是他们的神庙。那尊神像搬动起来应该不太轻松。”

“那尊会走路的神像？”辛格问道。要是他的语气里流露出哪怕一丝嘲讽，我肯定会扑上去掰断他的手指头或者别的任何零件。

“是的。”

“现在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与此事有关，对吧，卢察克先生？”

我抚摸着自己的手，瞪着他：“那个女人是M.达斯的侄女，警探。她肯定跟那帮人有关。”

“不是。”

“‘不是’？什么意思？”

辛格取出一个金质烟盒。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见有人从专门的烟盒里取出香烟点燃。“我是说，不，她不是M.达斯的侄女。”他说。

阿姆丽塔倒抽一口凉气，就像被人扇了一巴掌。我呆呆地看着他。

“卢察克太太，您说卡马克雅·巴拉蒂小姐是诗人M.达斯的外甥女。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应该是达斯妹妹的女儿，对吗？”

“是的。”

“M.达斯没有姐妹，卢察克太太。或者说，没有平安活到成年的姐妹。现在他有四个活着的兄弟，都是农民，都住在孟加拉国的同一个村子里。您看，八年来我一直在跟踪M.达斯先生的失踪案，我很熟悉他的家庭背景。如果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您提起过这个女人，那么卢察克先生，我肯定当时就会指出破绽。”辛格吸了口烟，拈起粘在舌头上的一根烟丝。

电话响了。

我们面面相觑。响的是新装的几部电话之一。辛格接了起来。“喂？”他听了很久，终于用印地语道了谢，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很好，队长。”

“怎么样？”我问道。

辛格警探掐灭烟头站了起来。“恐怕我们今晚能做的不多了。我早上再回来。隔壁房间里整晚都会有我的人值班，有位警官在楼下的总机房守着，任何打进你们房间的电话都会被监控。刚才打电话来的是我手下的队长，当然，卡马克雅·巴拉蒂留给纱丽店的地址是假的。她亲自到店里取了送错的布料，我的人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了她留给商店的门牌号，因为那地方一共也没几幢房子。”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我，“她留下的门牌是一处公共洗衣场。”他说，“洗衣场和旁边的火葬场。”

在最初的几小时和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姆丽塔一直是我们两个人中更勇敢、更聪明的那个。辛格离开以后，我仍然呆坐在床上，幸亏有她掌控大局，督促我换下脏臭的衣服，还用一根小牙刷当作夹板尽量帮我把折断的手指包扎起来。她替我复位手指的时候我又吐了一次，但胃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干呕很快变成了愤怒的哭泣和失落，幸亏阿姆丽塔及时把我推进了浴室。水不够热，压力也不够，但已经很好了。我在淋浴喷头下站了半小时，中间还睡着了一小会儿，让水流冲走我的记忆与恐惧。当我穿上干净的棉质内衣，满心的疲惫里只剩下一小团悲伤和困惑还在执著地燃烧。我走出浴室，和阿姆丽塔一起沉默地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

周二的清晨悄然来临，我们坐在床边看着加尔各答的日出，惨白的阳光照进敞开的窗帘。寺庙的钟声、电车的铃声、小贩的叫卖声和喧嚣的市声随着第一缕阳光涌入我们的房间。“她不会有事的，”我隔一会儿就念叨一次，“我知道她不会有事的，小姑娘。她一定会好好的。”